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无论是“重读”、“对话”还是“反思”，其焦点都是研究方法创新，也即是学界通常倡导的范式转换问题。这也把意识形态话语权、教科书体系与科学性、党性等等基础和敏感问题置于突出的位置。不过，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质，这些问题并没有从“范式”意义上得到清理，从而在直接意义上亦影响着新形态的哲学探索。本文主张，如果要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突破，必须完成从追问立场的传统研究方式向追问范式的现代研究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转换中，能够通过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社会批判功能来更加有效地捍卫它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从传统解释框架走向新形态探索来扩大它的当代视野，通过坚持科学方法来实现其党性要求。 一 作为最彻底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看到了那些试图把阶级统治永恒化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把清除意识形态的“无稽之谈”作为一种“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加入到作为“历史活动”的“解放”之中，从而发展出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雏形①。这既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打开了实践空间，也为西方左派知识分子开辟了理论道路。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问题具有长期的偏好，便源自其试图通过意识形态批判来培养革命的主体，也即是葛兰西强调的“阵地战”或霸权斗争策略。这种策略在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那里，成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基本策略②。不过，正如20世纪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经验所表明的那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始终面临着一个基本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因为意识形态的非历史抽象和道德说教性质而对其持批判态度，在占据意识形态话语权推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如何保证我们自己不陷入非历史的抽象？ 在理论上，当马克思提出意识形态问题时，他开创了一种政治视域，正如后来葛兰西提出霸权问题和阿尔都塞提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所表明的那样，这种视域的焦点在于阶级统治的合法性建构和竞争，马克思之所以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关键在于既往的阶级统治都是试图把特殊利益解释成普遍利益而为这种统治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并进一步试图使之永恒化。而正如《共产党宣言》所阐明的那样，以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之所以“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和主张革命，源自它的大公无私，源自其理论前提——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科学性。这种被称为世界观的历史科学，在实现自身历史使命——彻底的无产阶级解放——过程中，本身无须“把某种特殊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解决了既往一切意识形态的难题。并且更重要的，从“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这个立场出发③，马克思主义把自身置于不断改造现实的历史进程之中，由此保证，在反对阶级统治过程中，它自身不会出现颠倒的意识形态问题。 在这一点上，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最好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在于彻底地改造社会而不是理论的说教。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本经验，亦是其理论成果的题中之义。如果深思这一点，我们在理论上就会有更加开阔的眼光，因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提出挑战的，除了作为历史残余的各种腐朽没落意识形态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实现自身历史使命过程中必然要反对的那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主义的缺陷和失误会造成人们对马克思主义之普遍性信仰的质疑，而乘社会主义仍然不完善这一事实而生长起来的各种意识和思想亦会获得自己存在的土壤。这就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提出了问题：一味回避现实问题，停留在宣传、重复口号的层次上，我们的理论工作是否真正承担起了自己的使命。我们必须正视的是，行政化、官僚化的学术体制，空洞乏味、无病呻吟的八股文风等等大量问题，本身亦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受挑战的重要原因。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理论界就不能充分地实现自己的意识形态使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整合全国各族人民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一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推动历史和社会进步。 我们看到，在当前，一些马克思解读新模式的探索实际上从知识学角度纠正了传统辩护的绝对化和教条化之误，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新的可能性路径。例如，在当前的探索中，“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乃是历史地得以揭示和呈现的”这一理念应该说成为共识，也为从整个哲学（思想）运动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提供了积极的思路，这在当代中国语境中为解决立场追问优先于知识追问的传统做法之误提供了积极的基础。 在当前，为马克思辩护，即是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辩护，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必须把这种辩护扩大到对科学预见、社会批判和乌托邦想象的整合中。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从当代社会思潮变迁看，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当代中国扩散，并非仅仅因为中国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是它们抓住了这些问题。如果把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批判方面的缺席说成新自由主义思潮快速崛起的原因这种做法是荒谬的，那么无论如何下列说法是中肯的：如果马克思主义者不主动承担批判的使命甚至回避问题，将会面临讲坛化并失去听众的危险，而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必然会乘虚而入。从这一方面看，如何抓住未来想象和社会批判的功能而不是将其留给新自由主义或其他思潮，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通过自身的社会批判功能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已经成为其当代性的一个基本方面。国内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④，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问题要研究。例如，如何基于当代社会历史变迁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如何把社会批判变成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手段，而不是停留在发发牢骚的水平？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自我批评如何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