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5－0053－06 20世纪80－90年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兴起，新帝国主义的兴起成为当今世界不容回避的现实。全球化在创造新世界的同时，带来了新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威胁，帝国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新的色彩，呈现出新的、多元的形态，需要一种新的理论解释框架。当今西方学者大卫·哈维敏锐地对全球化原则的新趋向进行了颇具想象力的洞见。他通过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及地理学批判路径，将时空动力、资本积累的非—空间理论、地理空间相整合，试图建构动态的“资本积累内在时空动力学”① 的理论，为我们描绘一幅新帝国主义辩证的、充满活力且极具复杂性的地理景观：资本与权力空间交错、相互盘绕，经济利益的驱动力与扩张领土的驱动力相互结合，彼此助动，资本力量的逻辑与领土力量的逻辑互相掣肘、交替作用，共同“追随着资本剩余，追寻那依附于其吸收或贬值的、以地理学和领土为基础的实践”②，通过空间实践的扩张，达到追求利润和实现国家霸权的目的。 一 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 哈维对当前全球趋势做出诊断，将政治与经济分析模式结合起来，把新帝国主义明确界定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表明了两种逻辑，即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主义逻辑的辩证关系。“两种逻辑之间的关系应该被视为一种存在疑问的、甚至经常是相互矛盾的（辩证的）关系，而非功能性的或片面的关系。两种明显不同但却相互纠缠的权力逻辑之间的辩证关系，为分析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打下了基础。”③ 哈维是受到阿瑞吉④ 对两种逻辑区分的启发，把国家和帝国的政治称为领土逻辑，资本的生产、交换和积累的空间扩散称为资本逻辑。新帝国主义是两种权力资源之间张力的结果，“一个是存在于国家组织中的权力的领土资源，另一个则是权力的资本主义逻辑，而后者是对金钱、财产的控制，以及资本的流动与循环”⑤，也是两种竞争、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式的交叉统一体。 两种逻辑的区分将新帝国主义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个构成性维度之一即资本竞争中（另一个则是对工资劳动的剥削）来考察。从历史的逻辑进程来看，19世纪晚期，州际间的竞争被统摄在大量资本竞争之下，新帝国主义则是作为这种竞争的特殊形式而兴起，它与经济竞争相互缠绕，但却不能被仅仅还原为经济竞争产物。将新帝国主义看做是经济与地缘政治竞争的结合体，也可以避免一种可能源于在权力资本与领土逻辑区分之上产生的错误观念，即资本自身并不需要空间维度的界定与说明。而资本在空间的扩展与不平衡分布，恰恰是空间洞见力所关注的。他认为，“一种非正式的、易渗透但却难以确认的权力的领土逻辑—区域性，在资本积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子化过程中必然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⑥ 特别是当考虑到两个有区别的团体即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的利益时，对新帝国主义两个组成逻辑辩证关系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从繁复的表象中把握到历史的本质与必然。占有特定空间场所的不同阶级行为者的生产规则，是为了确保他们的空间地位而设计，资本家的再生产规则为了保持其资本的空间扩张，实现具有竞争力的资本的动力积累。一旦他们失败了，资本就会破产或被更强大更成功的资本所代替。而对于那些国家管理者来说，他们关注的是维持和扩大国家的权力，以便对抗他国，使公民服从于权力，如果他们失败了，就会削弱对人民的统治，也会削弱他们在占有优势资源上的领先地位，最为极端的后果有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比如索马里、塞拉利昂、刚果民主共和国最近几年的发展情势。两个不同团体遵循着两套不同的“再生产规则”⑦，它们也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评价考虑自己的利益。如美国对伊拉克入侵这一国家行为，引起美国商界包括石油工业的广泛怀疑态度。尽管如此，这还使得资本家和国家管理者相互依赖起来。资本家需要政治家清除一切障碍，为其资本积累保驾护航，但它们更多的是需要来自一个特定国家更为具体的支持，因为它们的利益相互交织，比如现代世界经济中WTO的贸易谈判；对政治家来说，对资源的控制以及对内和对外权力的维持，建立在他们领土范围内资本的规模及盈利性基础之上，因此这个逻辑积极驱动着他们在自己的边界内推进资本积累进程，并使之成为可能。 若将视野从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扩展到资本与国家之间关系上，会发现资本与国家这两者处于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关系之中，国家不能简化为资本的工具，每个实体的利益也不能被简化为另一个实体的利益。资本家和政治家都在为了推动各自不同利益的政策和策略的设计过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同时，这个过程也使他们成为合作者或伙伴。资本家和政治家各自独特的利益诉求及相应的再生产策略，产生了两种辩证的逻辑力量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变化及意义，在任何既定的历史地理时刻，总有一个逻辑会处于支配地位。经济与地缘政治并不能被看做是相互分离的领域，正好是因为两者的相互依赖关系，才使得一些政治家和资本家有意识地制定能够包容经济与政治的策略。比如“在资本家那里，可能采取某种企业游说的策略，这种策略已被证明在当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它同时能够包括一些学者们所观察到的二战后大西洋合作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更有野心的举措”⑧，同时，国家的策略者们在评估国家面临的危险与机遇时会将自身放置于涉及其现实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全球经济体系之中考虑。理解哈维对两种逻辑的区分是把握新帝国主义本质的前提和基础。两种逻辑的区分是对帝国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或是历史唯物主义路径的继承与超越，表明了他将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融入到地理学中的创见。他既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又扬弃了其非空间的线性发展局限，将民族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斗争的空间因素结合进去，批判性地扩展到对进化的地理学及文化转向的关切之上，建立动态的时空动力学理论工具，对新帝国主义造就的景观政治学进行空间的实践想象与追寻。 二 空间修复 哈维认为，倘若我们考虑到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是区域性与领土阶级联盟形成，另一方面则是资本的自由地理循环”⑨，就会发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权力的领土逻辑与资本逻辑之间的矛盾，产生于时间—空间转移的动力学中，并且在资本积累中被内化。两种逻辑的辩证关系有更深远的影响，尤其是涉及到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因此两种逻辑可以看做是源于资本主义时空逻辑之中两种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地缘政治斗争的表现形式。当资本主义出现资本与劳动力过度积累的危机时，资本就会寻求“空间修复”应对国内的经济衰退，使之摆脱过度积累的困境。空间修复是地理上的空间扩张、重组和重构，目的是为了让新的地域空间吸收剩余资本，加快其资本积累与流动，建立新的充满活力的积累中心。“空间的提供，全新劳动区域分工的形成，新的更廉价合成资源的开发，作为资本积累动态空间的新地区的开发，以及通过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和制度调节，对先前社会结构的渗透，都为吸收资本盈余与劳动力盈余提供了重要途径”。⑩ 按照空间修复的逻辑，资本盈余和劳动力盈余会被输送到其他有利可图的新地方，比如19世纪，英国的资本和劳动力盈余被输送到它的殖民地以及美国。这当然需要一些地域为了资本与劳动力的渗透而保持开放，从而打开新的地区市场。这些地域要么是迫于军事力量、殖民化或商业压力而开放，要么是为了从其他地方的剩余价值中获利而自愿开放。领土逻辑显然是为了确保开放的空间，使得剩余资本能够自由流动，并且使资本积累能够向外扩散，最终能在世界舞台上实现增值。但是最终所有被资本主义所“占用”的地域，将会在寻求空间修复过程中生产资本剩余，“由于多个能动的资本积累的中心地区面对过度积累的强大趋势而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所导致的不断加剧的国际间的竞争”(11)，企图影响或控制其他领土的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潜在的军事对抗不可避免地由此产生了。地区间的发展会显现出不同景观，但贸易赢利、相对优势等等因素都能够被整合到“相互支撑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学模型”(12) 中。空间修复看起来是为了资本主义长期的稳定服务，试图将经济危机和资本贬值限定在特定地区诸如这里工厂关闭、那里上涨失业率的事件之中。资本通过地理扩张的空间修复过程创造的“美好和圣洁的循环”(13) 被两个主要因素打断。一方面，地区阶级联盟之间的竞争行使强制权力。国内的政治结构不得不被迫调整，不情愿地接受外来压力。新帝国主义的逻辑在世界范围内延伸，区域被迫进入一些权力和利益的等级中，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富有的地区越来越富有而贫穷落后的地区则负债累累，由此引发国内动荡不安、阶级联盟统治的分崩离析以及对抗外来权力的战争，最为严重的还是由过度积累这一慢性病而引发的全球性危机。领土之间共生的、相互支撑的关系，也是竞争的表现，在这场竞争中谁能够承受贬值的代价谁就获胜。有着不可预测和潜在暴力后果的全球范围内的地缘政治斗争其实深深地内嵌于资本积累的动力学之中。为了民族解放的斗争，以及为了争取民族能够作为反映种族认同，或宗教归属的有凝聚力的国家形式存在的权利的斗争，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地理学中都不应该被忽视。但如果将这些斗争看作是彻底地独立于剥夺性积累过程之外，或是与时空中资本积累的一般动力学相分离，显然也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积累赋予地域阶级联盟的形成，某种区域性的生产以及地缘政治的对抗，所有种族、宗教认同与自治范围内的斗争都是相互交织的，并且结合了所有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