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了9级特大地震，随后引发的海啸造成了更大危害，除了数额巨大的财产损失之外，更加让人震惊的是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三、二、四号机组先后发生爆炸，使日本和邻国一时间笼罩在令人恐怖的核阴云之下。这次突如其来的灾难，不仅让人想起历史上许多损失惨重的大地震，而且也让人想起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泄露事件以及1986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从人类的认识角度看，自然灾害往往是基于不确定性，即正常自然进程的中断或突如其来的变化，让人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难以招架。如果说自然灾害一直是人类挥之不去的梦魇，那么在现代社会，人类活动能力的增强则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不确定性，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深化了不确定性，从而使人类进入了所谓不确定性时代或“风险社会”。 一 很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是不确定性的时代，或称之为“风险社会”和“不安全的时代”。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尔认为，在现代社会，“本体论差异的等级制度的确定性，被自由的有创造力的不确定性所取代”。在这里，新出现的问题包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疯牛病）的跨文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由此，“在人为不确定性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活经历及世界政治都在变为‘有风险的’”。（贝尔，第16、6页）面对新自由主义的扩张，英国学者拉里·埃里奥特和丹·阿特金森指出：“自由放任制度已经为普通百姓带来了一个不安全的时代”，而“解决的办法只能是把狼重新关到笼子里，而且从此就不要把它放出来”。（埃里奥特、阿特金森，第21、22页）这些学者都关注和探究了现代社会的“不确定”特征，贝尔认为，“这种不确定性为‘人为的不确定性’”（贝尔，第180页），埃里奥特和阿特金森则相信，在“社会民主主义”的范畴内把放任主义“关进笼子”就可以解决问题。但他们对不确定性的理解远不如马克思深刻：马克思把新的不确定性看作社会历史发展和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确定性进一步深化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本主义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4－35页）在这里，他们没有把这种“不确定性”看作是人为的，也没有将其看作是可随意改变的，而是视为生产方式变革的产物。 实际上，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不确定性也越来越凸显。据许多科学家的研究，不确定性是客观世界的“常态”。在他们看来，只要有变化就有不确定性，因为“未来本质上具有不确定性，平衡的状态只是例外的情况，物质现象绝非处在平衡状态”。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一切具有不确定性，而不是具有确定性”。（沃勒斯坦，第11页）确定性的幻想是近代由牛顿的科学体系造成的，因为这种经典科学体系对世界的运行提供的是常规说明。 在古代，宇宙图景本身给混沌和偶然性留下了空间。按照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观点，不确定性早就存在于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构成宇宙的最小单位原子在虚空中自由坠落的过程中，会在不确定的时刻和不确定的地点发生某些偏离，从而造成原子之间的碰撞，形成原子之间的不同组合，并由此构成万事万物。正是这种不确定性造就了自然万物，也给了人们某种自由行动的可能性。如果世界只是服从严格的必然性铁律，那么人的选择和努力都将成为不可能。可见在古代，人们对不确定性现象并不那么焦虑，他们把不确定性作为人类不能逃避的必然命运——无论是自然的运数还是诸神或上帝的神圣裁定——加以接受。譬如，那时人们对自然的干预能力有限，在自然灾害和许多疾病面前束手无策，孕妇和儿童的死亡率很高，平均生命年限很低。人们生活在无常之中，但把这种无常作为无法改变的命运的组成部分。 然而，现代人却对不确定性越来越焦虑，越来越难以接受。这既是由于现代人再也不像古代人那样逆来顺受地接受不确定性，也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活动增加了不确定性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变化首先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有关。一方面，自然科学试图把世界都纳入必然的和可以说明的图景之中，使人们变得难以接受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加快了自然和社会变化的进程，人类失去了稳定不变的本体性的家园或基石，因而其生存境遇变得越来越不安定。可见，现代人生存的不确定性焦虑是一种思维方式，甚至是一种生存在漂泊中的精神思乡病。 现代人对生存的不确定感表现为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但其内在的根源却存在于现代社会的变化进程之中。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逐和货币拜物教激发了人们的无限欲望，因此现代性需要一种朝向未来的扩张，它使每个人都感觉到有一种流动性的成长。与静止状态的生存相比，“未来的名字是不确定性”。（莫兰，第64页）流动的生存状态和开放的未来可能性，更加突出了不确定性和人们的不确定感，因为变动的未来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