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的定型体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全面胜利的哲学实绩，最终体现为20世纪60年代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 现在回过头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共和国的全面胜利的演进过程中，最有可能在哲学体系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是两个人，这就是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李达和艾思奇，最有可能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是两个人，这就是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最高领导杨献珍。这四个大家的哲学思想走向，基本上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向。设想一下，如果四人能通力合作，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于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创造上，一个真正具有中国精神的现代哲学大概应能产生出来。然而，中国现代性的进程未能让这四人具有通力合作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一种政治型哲学，而且是强调斗争性的政治型哲学，这决定了四人的哲学思考是离不开政治、离不开现实的政治斗争和政治进程的，而当四人由所在的政治位置和政治境遇而产生出不同的哲学思想方向和哲学运思的时候，笼罩他们哲学倾向的共和国前期的总体精神，决定了其哲学在生成过程中，不是在学术争论中反省自身也反省别人，而是在政治的批判中让自己获得政治上的胜利。这样，共和国前期的政治现实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定型，最后凝结在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 且看这最有可能创造中国现代哲学辉煌的四人的哲学活动。 一、李达与艾思奇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化的贡献 李达在民国时期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社会学大纲》)，倘若他能入主北京的哲学中心，一心哲学思考，也许能有机缘更上一层楼。当时毛泽东是希望他留在北京的，而且毛泽东在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繁忙中，与李达聊天半夜，又让刚治胃穿孔出院的李达当夜睡在自己的床上。这让李达当时兴奋不已，从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出来，便向他的小老乡唐棣华讲东汉严光与光武帝刘秀白天饮酒晚上同榻且“加脚帝腹”的典故。①当时中央已经对李达有一系列的任命，包括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这明显地是让他主持新中国哲学界。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早年与陈独秀合作不愉快而最后脱党的经历或决定这一经历的李达的性格，让他不愿留在政治中心的北京而去了南方(先长沙后武汉)搞教育，虽然后来李达在武汉大学创建了哲学系，但其哲学写作却主要是写时尚的哲学解说(解说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和时政解说(宣传新宪法等)，以及参与时尚的哲学批判(批判胡适哲学和梁漱溟思想)，直到晚年才在毛泽东的鼓励下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但只主编了上卷《辩证唯物论大纲》就去世了。在以其《社会学大纲》为基础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中他想大改的只是辩证唯物主义部分，因此李达在共和国哲学中的创新是合乎本人愿望地完成了。而在这一上卷中，他心中考量的是苏联科学院1953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1959)和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61)，因此，总体而言，其《辩证唯物论大纲》仍在苏联哲学模式中打转而未能超越出来。整体观之，李达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一言以蔽之：民国时代一人写成的《社会学大纲》的完整体系和共和国前期一人主持、团队完成的《辩证唯物论大纲》的半个体系。 艾思奇在民国时期以半部哲学体系《大众哲学》赢得大名，自从其进入革命中心延安，又进入全国政治中心北京，一直处于哲学中心。他是延安新哲学会(1938)发起人和哲学核心；在延安张闻天主政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1938-1941)，他是哲学教研室主任；在毛泽东组织的六人(毛泽东、艾思奇、陈伯达、何思敬、杨超、和培元)哲学小组中(1939)，他是仅次于毛泽东的哲学核心；在张闻天部长兼组长的中宣部哲学学习小组中，他是学习指导员，当时的延安机关和部队人员，多慕艾思奇之名来参加学习，包括朱德总司令，每次都来得很早，自带一个马扎，认真阅读小组发的学习提纲。在北京，艾思奇是哲学重镇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后兼副校长)，建国初曾兼任清华和北大哲学教授，在北大首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他主导了新哲学对旧哲学的改造和规训，通过讲课和广播，主导了全国的哲学思想演进，主导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解说和对旧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天下一统始终战斗在哲学的前沿。自《大众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上赢得大名之后，艾思奇一直在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学术化运作，在延安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研究提纲》(1939)，在北京中央党校的教学实践过程中，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讲课提纲》(人民出版社，1957)。在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学术化表述的同时，艾思奇大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半的研究工作，这就是三写和三讲历史唯物主义的优秀实绩。正是在这多年的开拓和进取的基础上，在1960年共和国决定编自己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的机缘中，艾思奇理所当然地成了哲学教科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主编，②该书于1961年出版，完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定型。艾思奇主编国家级教材的时候，心中所考量的是苏联科学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当时中国各高校的同类教材(人大本、北大本、上海本、吉林本、湖北本、广东本以及中央党校本③)。因此，总体而言，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仍在苏联哲学模式中打转而未能超越出来。整体观之，艾思奇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贡献，一言以蔽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建上，即民国的半部体系和共和国的整个体系。在中国现代哲学体系的创建上，艾思奇的历程与李达的历程，正好形成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 二、杨献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独到思考 与艾思奇和李达相比，杨献珍(1896-1992)的哲学训练主要不是来自米丁型的苏联体系型哲学，而是来自马列原典。1931年春，杨献珍被捕，同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等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中。狱中党支部买通狱卒买进外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杨献珍等四人(杨与廖鲁言译英文，殷鉴和孔祥祯译俄文)翻译出来大家学习，监狱变成“红色党校”。杨献珍这位“囚徒翻译家”的职位是狱中党支部学习干事。在当年一道坐牢的作家王玉堂(又名冈夫)的记忆中，这些著作里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主义与战争》，斯大林的《列宁主义问题》、《列宁主义基础》、《马克思与民族问题》，以及当时法国、意大利、英国等国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陶里亚蒂、皮克等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等许多文章。在红色党校里，杨献珍内在的哲学素质和教员素质得到了提升，出狱后他的工作基本上是在党的教育战线，从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四分校(1937)到北方局党校(1940)到延安中央党校(1945)到晋察冀中央局党校(1946)到马列学院(1948)，其时，刘少奇是校长，他是教育长，马列学院迁入北京改为中央高级党校(1955)，杨献珍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书记。而在北方局，杨献珍与彭德怀及其夫人浦安修(时任北方局妇救会领导)是好友，当时在杨献珍鼓励下赵树理写成的小说《小二黑结婚》不能出版，杨献珍与浦安修商议，说动彭德怀支持，方得以面世并引起文坛轰动，这成为一段佳话。这里节外生枝，提到这一点，是要从杨献珍革命经历和人际交往上(狱中的薄一波等、北方局时的彭德怀等、马列学院时的刘少奇等)来体会当他提出一种特异的哲学观点时，将会让那强调斗争时代的人们，作出怎样的无穷的联想和曲折的寻味。言归正传，杨献珍的哲学训练是靠马恩列斯原著及西欧共党领袖的著作完成的，1936年出狱后，在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政策研究室期间，杨献珍翻译了一本意大利人阿多拉茨基撰写的英文版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建国后，他写过《什么是唯物主义》(1955)、《关于规律的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作用问题》(1958)、《坚持实事求是作风，狠狠批判唯心主义》(1959)、《〈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解说》(1963)，这与米丁型的哲学体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也许这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虽然杨献珍一直是艾思奇的领导(马列学院，杨是教育长，艾是室主任，中央党校，杨是校长，艾先是室主任后是副校长)，但杨与艾的思维路数又总是不同的原因。在建国初的一系列主流性哲学运动里，杨也不断著述，比如，在大学“社会发展史”中，他写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学习毛泽东著作，从毛泽东著作学习历史唯物主义》(1949年6月6日)，在大学毛泽东“两论”的运动中，他写过《关于〈实践论〉》(1952年10月)……但其远不能与艾思奇的风头相比。不过，也许正因为杨献珍没有被米丁型的体系紧紧地束缚住，一方面在于他的哲学训练里更强调唯物主义，从而与特别强调辩证法、强调主观能动性有所区别，更容易正视现实，另一方面他的哲学与特别强调绝对的对立和对立面斗争的斗争哲学也有所区别。他在第一次哲学争论中提出的“综合基础论”应该是与他对唯物主义的个人理解相关的，在第二次哲学争论中，他把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认定为唯心主义也应该是与此相关的；也许正因为坚持着唯物主义，加上一个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又更易于接受新的思想资源，第三次哲学争论中杨献珍提出了“合二为一”，这正是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启发而产生的灵感，同时又与他的思想本有的、与斗争哲学不同的一面相关联。在党校，杨献珍与艾思奇都是领导，同时又都亲自授课，二人的分工是杨主讲唯物主义，艾主讲辩证法；在原著讲解上，杨讲解《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艾讲解《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杨虽然不主讲辩证法，但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思考辩证法，特别是当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作为宇宙的根本规律之后，哲学的突破从这一根本规律上突破，应该是一个可一鸣惊人的创新。最有意思的是，杨献珍想进行的思想创新不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来，也不是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这一条发展进路来，而是从中国传统思想来。杨自云，1956年，列宁的《哲学笔记》中译本出版，他读其中的《谈谈辩证法》一文，文章开头即是：“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参看……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④斐洛的这段话是：“因为统一体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所以在把它们分为两半时，这两个对立面就显露出来了。用古希腊人的话来说，他们伟大的赫拉克利特不就是把这个原理作为自己哲学的中心并作为一个新的发现而引以自豪吗？”看到这里，杨献珍想，对立统一规律在古希腊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