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862(2011)03-0005-11 自20世纪50年代起，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母体青年黑格尔派来直接探索马克思的思想形成过程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进路。其中，相对于同时代的鲍威尔和卢格等人而言，莫泽斯·赫斯受到了特别的关注。与过去往往将赫斯当成反面教材不同，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强调了赫斯对马克思的正面影响，从欧洲大陆到日本和中国，都出现了一场堪称“回到赫斯”的思想运动。 这场运动的初衷是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定位赫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但是从这场运动的进程和后果来看，它超出了这一初衷，直接影响到了日本和中国这两个国家为摆脱传统的斯大林哲学体系而重构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工作。因此，“回到赫斯”运动的目标就绝不那么简单，它蕴含着一定的理论风险，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特别是在《赫斯精粹》①已经出版，我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赫斯文本的今天。本文对“赫斯和马克思的关系”的研究史做一回顾，为进一步研究做一些铺垫工作。 一 科尔纽的“回到赫斯” “回到赫斯”运动最早是由欧洲人发起的。在欧洲，一些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譬如梅林、卢卡奇、奥伊泽尔曼等人都曾从赫斯是否影响到了马克思的角度研究过赫斯，但他们大多都得出了消极的结论。将这种倾向扭转过来的首推科尔纽，他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就已经对赫斯给予过积极的评价，战后他还和门克一道在1961年编辑了《莫泽斯·赫斯：哲学和社会主义文集(1837-1850)》，并撰写了一长篇堪称是宣言的《序言》，正式开启了这场“回到赫斯”的运动。下面，我们就通过这篇《序言》对科尔纽的观点做一分析和评述。 1.赫斯的思想特质 赫斯是一个富有灵感和创见的哲学家，这源于他思想背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传统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发展逻辑。特别是在《欧洲的三头政治》（1841年）到《最后的哲学家》（1845年5月）这一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宗教异化理论对他的体系构建发挥了关键作用，堪称是赫斯思想体系的两块基石。 众所周知，在费希特那里，“非我”只不过是“自我”的设定；“自我”通过自己的“实践”打破“非我”对自身的限制，最终实现“自我创造”。这一逻辑中包含了高扬个人自由和反对一切外在限制的自由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和政治批判的价值取向是不谋而合的。同时，费尔巴哈则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极为独特的一员，他关于神是人的异化的“异化理论”、“人对人来说是上帝”等对基督教的人本主义批判，同样与卢格和马克思等人的“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主张密切相连，譬如马克思就曾在当时提出了与费尔巴哈相似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命题；同时，与费希特将人的本质归结为个体的自由不同，费尔巴哈将它归结为带有共同体特征的“类”，这也为后来赫斯等人批判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主张以“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总之，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互相补充，共同构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基础。 从整体上看，科尔纽是以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线索来概括赫斯的思想的。科尔纽写道，赫斯在《行动的哲学》中，“以费希特和费尔巴哈为基础非常详细地阐述了作为历史发展必然结果的共产主义原则。他从费希特那里继承了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理论，以费尔巴哈为开端，将扬弃宗教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人的异化视为人的解放的根本条件。”②《行动的哲学》是赫斯1843年7月发表于《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中的三篇论文之一，它与《论货币的本质》一道构成了赫斯最重要的两大代表作。按照上述科尔纽的说法，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同时受到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两方面的影响，他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奠定在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基础上的。 在这篇《序言》中，科尔纽与他的其他赫斯研究著作③不同，相对于费尔巴哈而言，他给了费希特的实践哲学以更多的笔墨。科尔纽指出，在《行动的哲学》中，赫斯不仅以费希特的“活动性”为《行动的哲学》的原理阐明了人的“完全自由的活动”、“自由的自己规定”的本质；而且还以费希特的自由概念为轴心，将资本主义看做是“对自由的自我决定的必然的否定”，并通过将人的本质视为“自由且独立的活动”而“推导出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正因为如此，结果使《行动的哲学》中的共产主义思想同时兼具了浓厚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至于费尔巴哈，尽管科尔纽说他与费希特一起两个人的思想构成了《行动的哲学》的基础，但实际上他更多地是充当了理论目标的角色，即为《行动的哲学》所倡导的消灭人的异化和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目标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已。 但是，到了《论货币的本质》，也就是《行动的哲学》发表后不到半年，赫斯所依赖的哲学框架就从费希特转向了费尔巴哈。科尔纽认为，“如果说赫斯的思想在他最初试图为社会主义奠定哲学基础的时期处于费希特和赫斯的影响下的话，那么在他的发展后期，他接受费尔巴哈的思想要比以前多得多，而对费希特的依赖则越来越少。”④赫斯之所以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一个原因是费希特哲学的固有缺陷所致，即费希特哲学往往导致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而这不符合赫斯所主张的个体与类相统一的社会主义理念，要想克服这一缺陷，还需要把人理解为“共同存在”、“类存在”，故转向了费尔巴哈。其结果，《论货币的本质》不再像《行动的哲学》那样，把人看做是“以牺牲类为前提恣意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的个体，而是看做“在和谐的类生活中为了一切人的共同利益而进行共同活动”的人。另外一个原因是，赫斯为了能够使“行动的哲学”真正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而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方法正好能满足这一要求，于是费尔巴哈的异化概念就被赫斯应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分析。正是由于转向了费尔巴哈，《论货币的本质》同《来自瑞士的二十一印张》的三篇论文相比，“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相对于同时期进步的思想家而言，“赫斯也许是将费尔巴哈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的唯一的人”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