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1)01-0009-07 复旦大学俞吾金教授最近在其《启蒙的缺失与重建——对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思考》的论文中指出：当代中国社会“与启蒙时期的欧洲社会在文化心态上应该是‘同时代的’。……因而启蒙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课题。然而……在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中重建启蒙精神，并不意味着重走欧洲人的老路，我们追求的是一种经过反思和修正的启蒙精神”[1]5。此文联系欧洲的启蒙运动，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提出了独特和深入的见解，确实值得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令人感兴趣的是，约100年之前，阿尔贝特·施韦泽①也就类似的问题发表过意见。因此，本文拟通过概括和分析施韦泽的相关论述，从文化的衰落、文化的伦理本质、文化的重建之路三个方面，对其关于现代西方文化命运的思考，及其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中国文化命运的启示，提出一些初步的想法，并由此为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命运的讨论，提供一些有益的思想资料。 一、文化的衰落 1928年，在其为德国莱比锡费利克斯·迈纳出版社的“当代哲学”丛书而写的《自述》中，施韦泽回忆了其思考现代西方文化命运的过程：“1899年，我在柏林柯蒂乌斯家的客厅中获得了写作《文化哲学》的冲动。……为了确定和评价即将过去的世纪的成就，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在回顾总结。随之而来的乐观主义的情绪也包围着我。到处的人们都认为，好像我们不仅在发现和知识方面走在前面，而且在精神生活中也达到了顶点。但是我总觉得，在精神生活中，我们似乎并没有超越前人，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在靠前人的成就过活……而且，这些成就中的一部分还在我们的手中消失了……战争作为我所预料的文化衰落的结果来临了。……因此，这部著作现在被构思为文化批判。它应该确定文化的衰落，并提醒人们注意它的危险。”[3]2519世纪后半叶，特别是自1871年德国统一之后，德国的现代化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也逐步走向世界前列；这在许多人看来是“形势大好”，但年轻的施韦泽则预感到了其中所蕴含的危机，并表达了对当时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的怀疑”。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他更确认西方文化的灾难已经降临，觉得自己有责任分析文化衰落的根源，并探寻重建和复兴文化的新路。 由此，在开始写于1914至1917年的非洲丛林，1923年发表于德国的《文化哲学》中，施韦泽首先确认“我们正处于文化衰落的征兆之中。这一状况并不是由战争引起的。相反，战争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一种现象”[3]46，接着提出了考察“文化是怎样失去其动能”的问题：启蒙时代和理性主义提出了伦理的理性理想，并通过哲学和公众舆论，使伦理理想诉诸现实、改变现实，西方的文化时代似乎最终来临了。但是，自19世纪中叶开始，伦理的理性理想逐渐不再诉诸现实，而是毫无抵抗、无声无息地隐退了。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在施韦泽看来，“关键在于哲学的失职”，因为，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西方，哲学是公众舆论的引导者。但是，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其天真的信条日益招致人们的不满；而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思辨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似乎也只在短期内有效。强大起来的自然科学终于起来反抗思辨哲学，把这种出于幻想的庞然大物打成了碎片。从此之后，哲学信条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描述现实的科学才是真理。伦理的理性理想对人类信念和现实状况的合理强制趋于崩溃，尽管没有这种强制就不会有文化的改革。 至于就哲学本身而言，施韦泽认为，哲学本来是普遍的文化信念的创造者，但自19世纪中叶崩溃之后，西方哲学已经从一个劳动者变成一个退休者——远离世界，只与自己已经获得的东西打交道。哲学几乎成了哲学的历史。创造性的精神离开了它。哲学日益成为无思想的哲学。哲学也许还在反思具体科学的结论，但基本性的思考则丧失殆尽。由此导致哲学成为学究的模仿哲学，在学校里，它还有些作用；但是，它已经不能够履行其公共使命，不能够提出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从而也就不能够论证构成文化的理想。面对这种状况，施韦泽强调：“哲学的最终使命是成为普遍理性的引导者和守望者。……哲学必须告诉我们，我们必须为我们的文化建基其上的理想而斗争。哲学必须努力论证这种理想本身，它的内在价值和内在真理。即使没有相应的总体世界观的支持，哲学也必须使这种理想具有活力。哲学必须竭尽全力，引导所有人，无论是有教养的，还是无教养的，都关注文化的理想问题。”[3]51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信念，施韦泽要在《文化哲学》一书中，探寻论证思想必然的乐观主义和伦理的世界观的新路，为西方文化的重建和复兴做出一位哲学家的应有贡献。 关于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施韦泽还指出：“如果说，思想失灵是文化衰落的决定性根源；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系列障碍也损害了我们时代的文化。这些障碍既存在于精神领域，也存在于经济领域，特别是由于这两个领域之间日益糟糕的相互作用。”[3]52并展开了对西方当时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的文化障碍的分析：第一，现代人置身其中的关系，即物质成就虽然使人从自然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独立生存者的减少、生存斗争的加剧、生活的病态化等等，还是使人感到渺小，使其心理受到伤害，从而人的自由和思想能力被削弱了，文化能力也降低了。第二，现代人过度紧张、过度忙碌、浮躁浅薄，导致了精神退化，许多个人只是作为劳动者，而不是作为人生活着，从而不追求教养，只是追求消遣，并且是精神最低要求的消遣。这种个人浅薄和应该为文化服务的所有机制的浅薄的相互作用，使没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代人的第二天性。第三，劳动组织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导致了现代人的不完整性，蕴涵在广泛性劳动任务中的塑造个性的力量，由于限定性的、一般地说来即非精神性的劳动而丧失了。而且，这些不自由、浮躁和不完整的人还处于失去人性的危险之中：随着每个人作为人与我们相关意识的消失，迈向严重的非人道成为时代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