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023(2011)01-0001-08 一、从哲学史看文化哲学的当代必要性 文化哲学是一种哲学类型，犹如“批判哲学”、“理念哲学”、“意识哲学”、“分析哲学”、“语言哲学”、“价值哲学”、“解释学哲学”等。 “文化哲学”作为一个哲学概念，从文献历史学的角度来讲，一般都认为是德国哲学史上从新康德主义那里开始才有的[1]82。现在重提文化哲学，是因为我们觉得传统的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以及当代的各种哲学流派有一些需要着力补充的意义和功能。也就是说，哲学在当前的境况，即它在内在的逻各斯方面和外在的世界（社会历史）功能方面，都有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或者说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失语”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导致了哲学的“失能”、“失效”和“失范”。这种情况需要我们下大力气重新予以认真思考。文化哲学的研究理路的提出，也就是力图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把哲学研究的着力点转向“文化哲学”的兴趣，不是今天的研究者才有的，它有着漫长的思想史。康德早在18世纪80年代初写就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就以对知性的有限界线的设定，提出了结束把知识作为哲学的唯一研究对象的思路，而把哲学的研究对象拓延到了对道德理性、审美意识和合目的性思想等等的正和性批判。新康德主义者明确认为，康德的这些思想就是一种“文化哲学”[2]95。 卡西尔指出，哲学不能满足于分析人类文化的诸个别形式，例如知识，它应该寻求的是一个包括所有个别形式在内的、普遍的、综合的概观；哲学思维应该揭示出所有这些人的文化创造物据以联结在一起的一种普遍功能的统一性[3]89,91。 在1936年的《危机》论文中，胡塞尔惊呼哲学的观念化(Idealisierung)使哲学得了对生活世界深度遗忘的病症。海德格尔在追求存在物如实展现的背后基础的过程中，强调哲学对“前科学世界”、“前概念世界”即人的生活世界的原初状况探讨的必要性，注重语言、诗和艺术作品对于人的生活世界的原初体悟的哲学意义[4]。罗蒂认为，应该放弃“大写的”哲学，而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在文化间、在学科间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间建立联系的文化解释行动[5]338。 所有这些情况都说明，理性哲学（概念哲学、意识哲学）在西方思想界活跃了400多年之后，人们已经看到了它作为“哲学”的局限性。不少哲学家在自己的探索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新的追求：哲学研究应该有新的思路和方法，这是一个新的趋势。它就是：从理性哲学向文化哲学过渡。 这个过渡所面临的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使哲学家的思想关注点从知识论和科学逻辑方法所建构的观念论的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虚幻中，重新转移，回到人类真实的“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中来。 第二，使哲学在继续对知识（理性）领域发生批判效用的同时，拓展自己的研究境域到更为广阔的、所谓的“非理性”的人类精神生活场之中来，把整个人文学科和其真实基础——人类生存现象（现实）——作为自己的思考和研究的对象。 第三，在继续关注对建构（设定）越来越趋于“完善化”的人类思维和精神活动的逻各斯的探索的同时，强调对人类生活世界的“实践”（行动）的逻各斯的探索，并使其不断趋于“完善化”。 为此，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对这三个任务的实现提供建立哲学研究劳作基础的思考路向。 第一，重新确定哲学所要思考和研究的“本体”问题；第二，在哲学打破对“知识”（科学、理性）的解释限制的界限之后，再把宗教、艺术、科学、社会和历史以及当代的信息、人工生命等等作为解释对象，开拓哲学的解释力的效能领域；第三，在当今“多种文化的星球”[6]意识的迫切性的时代文化场景中，揭示哲学的文化属性，并尝试赋予哲学以对当代“世界主义”的人类生活文化进行普遍性解释的新功能的探索。 二、重新设定哲学本体 哲学研究以探寻并揭示世界（宇宙，kosmos）“本体”为目标。从哲学史可以得知，对本体的“说出”（“确定”），无论言说得多么复杂，归根结底，都是人（作为哲学家）对研究基础（出发点）的一定自我（主体性的）设定。因而，任何人和任何历史时代的哲学家关于本体的言说（阐述和论证）都是“历史主义地”相对合理的一种假说，是对当时时代的一种思想贡献，是哲学史的财富，但尽管如此，它也都只是一种历史性的“断言”，而不可能是“绝对真理”。只不过所有稍后的假设相对于所有稍前的假设而言，对于解释人的生活世界（视域内的文化区）更为有效或者更为“合理”而已，因此也就更能为更多的思想家和人们所“接受”（采纳）罢了。哲学史也就正是在这样的“本体设定演进”的过程中发展的。 20世纪哲学史上比较经常谈到的关于本体的最后几个主要设定，是马克思的“个人的存在”[7]23、卢卡奇的“社会—存在”、胡塞尔的“事物本身”、海德格尔的“存在”、哈贝马斯的“交往关系”、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等等。尽管这些设定有不同的针对性和不同的学术层次，但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关于本体的设定做一归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