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1－0001－07 在上个世纪临近结束之际，中国哲学界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出现了一阵回顾与展望的持续性热潮。这一热潮主要内容是要对几十年的哲学研究作一回顾、反思，并试图通过反思，总结经验，以更好地规划新世纪的哲学研究方向。大概从1995年开始，各种以“世纪之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类题目为名的研讨会便接连召开，一直持续到新世纪初。在此期间，各种以“世纪之交”为名目发表的文章，据不完全统计，更是有数百篇之多。一直到了2006年，仍有人以“世纪之交”为题撰文。这一热潮并非单纯是对于世纪之交这一时间节点的某种情怀，而更是包含着人们对于哲学研究方式转变的期待。换言之，人们认为，世纪之交并非单纯新旧世纪之交替，同时也是不同的哲学研究方式之交替。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提出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不仅寻求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且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上，进而从整个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为范式转换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作论证，而这就涉及到了哲学上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尽管由于受知识储备及时间局促等条件限制，这些讨论尚欠深入，但无论如何，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转换仍不失为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因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作一番考察和评论亦有重要的意义。 一、哲学范式转换问题研究的简单回顾 中国哲学界对研究范式或思维范式的讨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步提出哲学研究的范式问题，第二个阶段是在世纪之交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问题，第三个阶段则是在近一时期对这一问题所作的新的反思。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哲学界从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借来了“范式”这一概念，并将之用于对思维方式及其转换的描述。这一时期哲学界虽然进行过对于研究范式问题的论说，但一般而言并不是关于整个哲学思维方式的。例如，于文军在1989年撰文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突破与进展当然也首先要取决于新研究范式的确立”，而此处所说的“新的研究范式的主要内涵是从主体的实践角度，探讨历史主体对社会历史过程的超越问题”。[1]此外，人们也在中西哲学比较、不同哲学家思想方式比较的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如姜澄清的《〈易〉的思维范式与东方审美思维》一文便是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范式一词的，而译文《康德之后的两种思维范式——谢林与费希特的对立》（泽迈克著），则是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2] 第二个阶段始于1998年。这一年，国内哲学界正式提出研究范式转换问题的。最早论述这一问题的，据笔者考察，应该是王书明、耿明友、陶志刚等三人发表于1998年的《困惑中的进步——浅谈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的当代转型》一文。在该文中，他们明确提出了以下论点：“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在困惑中开始了思维转型，即经历了从本体论范式向认识范式，再向人学范式的转换。”[3]在这一年，高清海、徐长福二人也发表了《力求哲学范式的及早转换——对世纪之交哲学发展的主张》一文，提出了“哲学范式转换是指哲学的思维方式、观念系统、理论格局、社会功能的总体性变迁”，而“哲学范式转换在其内在方面的含义是从‘物’转向‘人’，在其外在方面的含义是从‘一’转向‘多’，并且二者不可分割”。[4]随后，在1999年，王南湜发表了《启蒙及其超越》、《论哲学思维的三种范式》，高飞乐发表了《百年历程：哲学的价值论转向》，[5][6]对哲学范式转换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讨论。在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几年间，还有一批相关论文问世，深化了这一讨论，主要有：衣俊卿的《论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理性的走向》，徐长福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态势》，邹诗鹏的《生存论转向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刘怀玉的《论马克思的现代哲学范式革命》，仰海峰的《生产理论与马克思哲学范式的新探索》。[7][8] 第三个阶段集中于2008年。在这一年，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又掀起了一个不小的高潮，关于这一问题发表了相当数量的一批文章。这些文章主要有：孙正聿的《对作为“范式”的哲学教科书的检讨与反思》、《伟大的实践与实践的哲学——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汪信砚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郭湛的《从主体性到公共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走向》，孙利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李成旺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与马克思哲学的革命》，胡梅叶的《从实践唯物主义到生存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演变的回顾与反思》，何中华的《论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重建和变革》，张再林的《“殷鉴不远”：当代中国的哲学建设必须直面由现代范式向后现代范式的理论转型》等。[9][10][11][12]在这些文章中，人们对思维范式转换问题又从新的理论立场作了审视，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这一问题的研究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