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仍然为“普世价值”问题所困扰，原因就在于偏离了这一讨论的关键所在。这一关键就是为什么践行“普世价值”必然导致“全盘西化”，而坚持改革开放必须批判抵制所谓“普世价值”。实际上，不论关于“普世价值”问题存在多少歧见，争论双方的共识争论的要害不在有无价值共识（或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而是这些共同价值能否成为行动指南，能够成为谁的行动指南，却成为真正争论双方的唯一共识。在极力推行“普世价值”的人看来：“以自由、理性和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启蒙价值’成为推动人类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精神力量，成为现代性社会的价值基础。”“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士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这个概念，甚至也不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来设计和建设的制度。他们反对按照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来改革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这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① 而在我们看来，在今天，推行“普世价值”不仅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入改革开放所必须克服的重大干扰。因此，问题根本不在于是否承认人类有无某些共同的价值追求，而在于为什么不能用“普世价值”来指引我国的改革实践。 一 人类的某些共同价值追求，无非以两种方式存在：一是作为美好的愿望存在，例如关于人类“大同”一类的理想等，可以说是各民族世世代代的一种追求。其对于人类的道德进步和人性修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只限于道德价值，而不能作为实践的行动指南，因为愿望不能代替现实。历史发展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不以人性的诉求为路径，只有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理想才具有实践意义。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只要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说，只要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② 人们的主观愿望可以超越客观历史条件，向往美好的社会和完善的人性，也可以据此对现实作道德批判，但历史只能解决客观条件已经具备的问题，科学理论只能回答已经进入实践视野的课题。这就是说，作为美好愿望的人类共同价值不是科学理论，不能作为现实运动的行动指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③ 二是作为一个时期社会的主流价值存在，例如封建社会的荣誉、门第，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民主等。其作为具体时代的价值共识，甚至获得了并不适合该价值的一些社会群体的认同，因而成为思想统治的最好方式，成为维护特定社会秩序的手段。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④ 在当今世界，西方资本主义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依然维系着其思想上的统治，把持着强势话语权，有资格以“普世价值”名义推行自身价值观。因此，在今天鼓吹践行“普世价值”，就是打着人类文明大势的旗号，向英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回归，从而背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过来说，只有对于当今流行的“普世价值”持批判抵制态度，才能有共产主义的一席之地。 由此不难理解，何以不能把共产主义视为“普世价值”。在有些人看来，西方能打“普世”牌，我们为什么不能；西方把它的价值观说成“普世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共产主义作为“普世价值”。道理很简单。今天西方国家没有对于共产主义价值的任何认可，共产主义因此不仅被它们严重妖魔化而打压，而且不为其影响下的多数民众所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即便出于最良好的愿望，试图用“普世性”为共产主义争夺思想阵地，也只能是弄巧成拙的败笔，只能是模糊了自己的旗帜、扰乱了自己的阵脚。恩格斯在晚年纠正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认识，即认为“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他指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⑤ 我们至今还无法断定西方资产阶级能否以及何时产生“解放的需要”，但至少可以断定，它在今天完全没有这种需要、并且以共产主义为死敌。因此，不能用“普世”的人类性模糊共产主义的阶级性，否则，就是帮西方意识形态的忙。 这里也暴露了“普世价值”的一个玄机，它看似意味着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实际上只是统治思想的外衣，与普遍真理、客观规律有本质的区别。作为体现历史必然性的普遍真理，具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普遍性，它不以人们的主观认同状态为依据，换言之，历史发展的客观真理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往往是结果，而不是前提。因此，邓小平在苏东剧变后坚定地表示：“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充满信心地预言：“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⑥ “普世价值”则不然，它的力量主要来自某一时段大多数人的主观认同。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主张照搬西方制度的一个似乎很充分的论据，就是认为虽说西方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但它毕竟为现下绝大多数国家认可并实行，中国为什么要例外呢？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如果大多数人的认同就等同于历史规律，人类社会可能就止步于原始社会了；新制度、新道路的开辟，总是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历史潮流不取决于一时的人数多少，而取决于是否遵循客观真理和历史规律；甚至可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对于某种“普世价值”的颠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