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何实现历史唯物主义① 的当代重建已成为学术界的共同课题。近年来，许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尝试。有学者试图通过“回到”经典文本，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初”语境，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真义”；也有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中介，强调必须恢复历史唯物主义所应有的总体性和历史性内涵；还有学者主张在与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结合中，去重释历史唯物主义。这其中，将空间理论引入马克思主义，寻求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种空间化解释，无疑也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路径。
在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中，出于对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禁忌，空间的视角常常是缺席的。传统哲学教科书的空间观，主要是简单复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的观点。在这种解释框架中，空间与时间一起被看成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形式，空间是客观的和无限的。由此，空间就失去了社会历史的具体性，而成为纯粹自然性的存在，自然与历史其实是严重脱节的。套用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言说方式来说就是：当人们讨论空间问题时，社会历史是在他的视野之外的。而在人们思考历史问题时，空间又消失了。历史唯物主义与空间是彼此完全脱离的。与这种传统唯物主义空间观相伴随的是，历史维度在社会领域被突出地强调了。历史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其既定轨道和目标的、铁的必然性。这种脱离了具体时间地点的决定论的历史观逐渐陷入了僵化，从而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常陷入理论上的被动。因此，突破传统的研究模式，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之维，增强马克思主义面向当代社会的解释力和批判力，已成为当务之急。
所幸的是，在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解的旅途中，我们既不是先行者也不是独行者。卢森堡、列斐伏尔、哈维、苏贾等学者的理论，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以他们的思想为中介反观马克思，我们发现：尽管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对空间问题进行主题化的研究，但是，他的理论中却潜在地包含着这一维度，而且，为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理论提供了很多有益的见解。由于时代的差异，以及对于资本利用空间能力的估计不足，马克思的有些理论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历史现实。然而，这正是我们在当前重申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理解之必要性所在。
二
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某些原因，学界在反思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理论偏差时，常常把这种教条化的起源追溯到第二国际。然而，如果我们抱着严肃的态度去审视这段历史，便会发现，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思想非常复杂多元，诚然，我们能在这里找到将马克思主义实证化、决定论和目的论化的理论源头，但同样也可以在此发现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空间化理解的潜在倾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面对资本主义全新的帝国主义形态，卢森堡从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角度出发，得出了资本统治的扩大正是通过不断排挤落后的生产形态而得以发展、非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存在是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存在的前提条件的结论。资本扩张进程的总趋势无疑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世界性的绝对统治，但是，卢森堡认为，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根本无法达到这种普遍性的全球统治。因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一旦资本主义真正获得全球性的统治，就意味着不再有非资本主义阶层或者国家的存在，就意味着资本失去了积累的条件。资本的积累运动在解决冲突的同时，也加重了冲突。“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除了实行社会主义外，没有其他的出路”②。我们看到，卢森堡虽然没有从元理论层面推进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甚至依然带有经济决定论和历史目的论的残余，但是，她并没有固守马克思原来的理论和第二国际窠臼，而是第一次把空间地理视角引入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狭义层面，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和批判上。首先，卢森堡明确揭示了空间扩张对于资本主义生存的意义所在；其次，卢森堡打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社会空间的同质性假设，而且看到历史地理发展的不平衡因素。这些思想为后来的阿明、弗兰克、多斯桑托斯、沃勒斯坦有关“不平等交换”、“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世界体系”、“中心与边陲”等理论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列宁同样发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规律。不过，和卢森堡将这一不平衡作为资本积累的前提条件相异，列宁从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出发，将不平衡看成帝国主义的必然后果。列宁的贡献在于突出了民族（国家）问题的重要性：社会历史在不同的民族国家那里便具有自身的民族性和特殊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普遍性、同质性理解，开辟了从空间视角分析资本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构成了后来关于新帝国主义理论争论的基础③。
就对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以及苏东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决定论以及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而言，由卢卡奇、柯尔施等人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卢卡奇通过强调和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以及历史性、阿尔都塞吸收结构主义的某些思想要素而得出的“矛盾与多元决定论”有效地反对了以往的理论教条。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转向最为彻底和关键的人物当属列斐伏尔，至此，空间问题方才作为一个显性的主题被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中。列斐伏尔一方面重新反思整个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传统，另一方面批判性地吸取法国存在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理论精华，声言只有将历史唯物主义空间化，才能有效地分析和批判全新的资本主义现实。哈维、苏贾等学者从激进地理学的视角继承和发展了列斐伏尔的思路，从而从整体上推动了历史唯物主义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在他们看来，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无论在元理论层面还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往往都存在着历史时间性压制地理空间性的现象，因而主张在各个层次上将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之中。
列斐伏尔等人首先强调必须将空间引入历史唯物主义的元理论层面。列斐伏尔提出，今天的“辩证法不再听命于时间性”，只有“认识到空间，认识到发生了什么或在什么地方发生”，这才是“对辩证法的恢复”④。哈维明确提出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苏贾则试图在列斐伏尔思想的基础上构建一种社会、空间、时间共存的三元辩证法。具体来说，他们都明确反对传统教科书体系或者以往哲学对空间的机械理解，反对把空间当成纯粹自然或者物质性的存在，也反对把空间看成仅仅是自然和社会存在的外在“容器”。无论是自然空间还是社会空间都不具有既定的优先性，都应当放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结构中予以理解。“空间在其自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⑤。作为人所生存的“第二自然”恰恰是社会的产物。空间的社会性决定了空间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同时，不但空间的本质是社会性，而且社会本身也总是脱离不了空间性，且存在于某种空间性的生产框架之中。任何一种实践也总是处于某种特定的空间和场所中的实践。此外，他们都强调社会关系和空间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空间性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被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这种空间性又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中介；“社会的各种生产关系既能形成空间，又受制于空间”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斐伏尔、苏贾等人反对经济决定论，因为，传统教科书体系只是将各种空间关系的组织看成是上层建筑内部的一种政治或文化表现形式，只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而已。因此，他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能够只是抽象地探讨某种起决定作用的最终结构性（还原主义），而是应该现实地分析一切历史和地理的具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