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已成为当代哲学的重大课题。虽然仍有不少人留恋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和科学的“女王”曾享有的“威严”和“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神圣感”和“崇高感”，但一个多世纪以来，现当代哲学从各个层面对其所做的深入和尖锐的批判性分析，使得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思维方式早已千疮百孔，难以为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哲学的“后形而上学转向”被人们概括为当代哲学的基本趋向。但与此相伴随的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大课题是：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将如何自存？如果承认哲学仍有存在的必要，那么，它的基本问题与任务将是什么？ 我们认为，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基本主题不是别的，正是“形而上学批判”，或者说，“形而上学批判”构成了“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基本课题与任务。通过“形而上学批判”，保持思想的自由和活力，维护生活的具体性和丰富性，保持人类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是“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的根本使命。 一、“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一个需重新理解的议题 对于“形而上学的终结”，人们的反应很不相同。其中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把它视为哲学的灾难和耻辱。主张“形而上学的终结”意味着哲学失去了永恒的对象和主题，从而陷入了“无家可归”的命运。为此，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相对抗，捍卫人与哲学“与生俱有”的“形而上学本性”。这种观点在为自己辩护时，经常援引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的论述，证明形而上学乃是人与哲学的“宿命”，因而具有“不可终结性”。另一种观点与之相对，它完全认同“形而上学的终结”，认为这是哲学不可避免的结局，而且随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哲学问题”将不再存在，哲学也因此走向消亡，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终结”与“哲学的终结”乃是同一过程和同一问题的不同表述。 这两种态度似乎相互对立，但实质上内在相通，二者都把传统“形而上学”所代表的理论形态与“哲学”等同起来，这样一来前者试图通过捍卫“形而上学”来捍卫哲学，以避免“哲学的终结”；后者则在为“形而上学的终结”倍感鼓舞的同时，也为“哲学的终结”而欢呼。 我们首先对第一种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尤其着重对人们关于“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这一命题似是而非的理解进行分析。“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这一命题来源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该书导言中，康德在“纯粹数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和“纯粹自然科学是怎样成为可能的”之后，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形而上学，作为自然的趋向，是怎样成为可能的？”① 由此，可以看出，康德无疑承认“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然而，康德是否对这种“自然趋向”持积极的肯定的态度呢？是否认为这种“自然趋向”应该无条件地保留和接受呢？深入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康德的整个哲学体系，我们看到，事实恰恰相反，康德承认“形而上学是人的自然趋向”，但同时强调这一“自然趋向”恰恰是需要反思和批判，从而引起高度警觉的现象，可以说，在整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都是在与这种“自然趋向”作“斗争”，进而揭示这一“自然趋向”具有“海市蜃楼”般的“虚幻性”，从而避免由其所导致的思想迷乱和困境。 具体来说，“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就是人们试图超越有条件的经验领域，去把握无条件的“大全”和“总体”的欲望。把握无条件的“大全”和“总体”，也就是要实现一种“原理的统一性”，康德称之为“理性的统一性”：可以“把理性看作在原理之下获得知性的规则的统一性之一种能力。据此，理性就绝不直接致力于经验或任何对象，而是致力于知性，为的是要通过概念给予知性的杂多知识以一种验前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可以称为‘理性的统一性’”②。概括而言，“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具有如下几个最基本的特点。第一，超验性。即对一切经验现象的超越，与经验现象关联在一起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但形而上学作为“思想的最高统一性”所获得的是绝对的知识因而必然是“超验”的。第二，无限性。与经验有关的知识都是有限的，它只是“现象性”的、受条件限制的，而关于无条件的总体的知识则跨越一切特定的限度，并因此获得最大限度的“自由”。第三，最高统一性。形而上学的知识所要寻求的是“多中之一”，即要把知性所形成的知识统一起来，把“杂多”的、具体的知识总体化为绝对的最高的终极原理，因此，形而上学的知识是完备性的、无条件的、最高的知识，构成一切具体的、有条件的知识的基础和目标。 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所体现的是人的理性的“本能”。超越经验限制、追求超验真理；超越有限知识，把握无限实在；超越现象的多样和杂多，掌握绝对统一的整体，这是人的理性不可遏止的欲望。“打破砂锅问到底”，“上穷碧落下黄泉”，这是人的理性与生俱来的追求。对此，康德说道：“人的理性有一种特殊的命运，就是在它的某种知识里为一些问题苦恼，而这些问题既然是理性的本性所规定的，它就不能置之不理。”③ 然而，“本能”并不等于“合法”，“欲望”并不等于“合理”。康德指出，“形而上学作为人的自然趋向”所提出的是一个超出理性能力范围，因而无法解答的问题和任务。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发挥“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其结果将导致无法克服的“先验幻象”。康德在《先验辩证论》中，对“灵魂”、“宇宙整体”和“上帝”这三个形而上学的先验理念进行了哲学史上极为著名的分析和讨论，通过对“先验心理学”的“灵魂”实体所包含的“谬误推理”的批判，对“先验宇宙论”的“宇宙整体”理念所导致的“二律背反”的批判，对“先验神学”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宇宙论”和“自然神学”证明的批判，系统地阐发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包含的思想矛盾和困境。这些思想矛盾和困境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理性（主观上视为人类知识的一种能力）的使用，有一些基本的规则和准则，而这些规则和准则具有原则的外形，因而我们就把那本来有利于我们知性的那种概念联系的主观必然性，当作了确定物之在其本身的客观必然性”④。“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作为人的“主观的必然性”，这是人的不可消除的“本能欲求”。然而，形而上学却把这种“主观的必然性”当成了“客观的必然性”，把主观的幻象冒称为客观的原则来欺骗我们，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法解决的先验幻象和内在困境：“自认为能解决一切问题且能解答一切疑问，这是不知羞耻的自夸，说明他将由于过度自高自大而立刻失去一切信赖”⑤。在这个意义上，“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蕴含着一种必须时时予以提防的僭妄。“先验辩证论”所承担的正是这一使命：“先验辩证论将满足于揭露超验判断的幻象，而同时留心使我们不为它所欺骗”⑥，从而提升理性的自我意识，警惕形而上学的自然趋向所禀赋的欺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