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历史，还是哲学的“历史” 我们可以把“哲学”视为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因对相似性的理解不同、偏好不一，使哲学的本性众说纷纭，哲学的理论多姿多彩；也可以把“哲学”视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和历史长河中延续、转型和交融的思想活动，从而凸显出各种哲学形态的历史性和语境化特征。正是这种多样化理解，丰富并拓展了哲学的领域和哲学史的内容，也使哲学史编纂和研究在原则、取向和方法上莫衷一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英美学界围绕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范式取向争论激烈，不仅深化了人们对哲学和哲学史关系的理解，而且促进了哲学史研究在方法上的自觉。若一言以蔽之，这场争论的核心即哲学史研究的进路究竟偏重于“哲学”的历史，还是哲学的“历史”。用理查德·罗蒂颇有影响的概括就是：理性重构抑或历史重构。 在《哲学的历史编纂学》一文中，罗蒂指出：分析哲学家试图对已故伟大哲学家的论证进行“理性重构”，因为他们希望将这些哲学家视为同时代人，或者能够交流观点的同事；否则还不如把哲学史移交历史学家处理。分析哲学家把历史学家视为单纯的学说汇编者，而不是哲学真理的探寻者。但这种理性重构，又遭到指控，罪名是时代误置：把历史文本打造为目前哲学期刊正在争论的命题形态。……这似乎是个两难困境：要么我们以时代误置的方式，把我们的问题和语汇充分强加于已故哲学家，使他们成为对话伙伴；要么我们限制我们的诠释活动，把已故哲学家放到他们写作时所处的落后时代的语境中，从而使他们的错误不再显得那么愚蠢。① 在笔者看来，罗蒂对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凸显了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两种态度和编纂哲学史的两种范式：一种可称为“哲学家的哲学史”，即把哲学史作为哲学研究本身的素材和对象，视之为见证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证之进步的历史；另一种可称为“历史学家的哲学史”，即把哲学本身视为历史性的学问，唯有在其特定的时代、地点和背景中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因此哲学史的研究必须将哲学文本还原到历史语境当中。尤其重要的是，这两种态度背后隐含着理解哲学的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 历史上原创性的哲学体系往往从否定或撇清传统套路开始，以为自己诞生于革命性的自由行为，凭借理性自身就能建构崭新的哲学体系，企图将哲学思想从头来过。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就认为，要认真进行哲学思考，首先就要撇开偏见，细心怀疑我们以前所承认的意见，直到重新考察之后，发现它们是真的，才能同意它们。② 以哲学的名义驱逐传统，要么是哲学、要么是传统——这种笛卡尔式进路，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制造了激烈的冲突，将哲学的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永恒性与时间性、必然性与偶然性、理性自主与外部权威明确对立起来。③ 这些冲突和对立在康德那里表现得十分明显。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开篇，康德就表明了自己的基本态度：“有一些学者，对于他们来说，哲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的历史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目前的《导论》不是为这些人写的。他们必须等待，直到那些致力于从理性本身的源泉汲水的人澄清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才轮到他们向世界宣告发生什么事情。”④ 哲学史被康德置于理性的纯粹逻辑体系形式之下，时间性和历史要素被驱逐出去，例如把“纯粹理性的历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归结为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黑格尔体系虽然强调哲学史，关注历史性，澄清了许多关于哲学史的偏见，提供了思辨的和历史的两种建立精神科学的方式，但他的哲学史却被哲学吞噬，历史屈从于真理的获得过程，“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只有能够掌握理念系统发展的那一种哲学史，才够得上科学的名称”。⑤ 于是，“哲学的历史是发现关于绝对的思想的历史，而绝对就是哲学研究的对象。”⑥ 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这种观点容易把体系化的先天范畴强加于历史，导致结构性错误，从而经常违背历史事实，⑦ 而且也因为声称解释了最终真理而终结了历史。因此，被黑格尔主义交给哲学的哲学史，在黑格尔体系崩溃之后重新赢得了自主性。在欧陆哲学特别是德法哲学中，哲学史一直是哲学研究的主干。 然而，在英语学界，这种重新赢得的哲学史的自主性，在分析哲学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又受到不少哲学家的排斥。美国哲学家哈曼（Gilbert Harman）办公室门上贴的“对哲学史说不！”一度成为标志性口号和众矢之的。⑧ 许多偏重历史主义的哲学史家认为，其一，分析哲学家中的某些代表人物既否认哲学史与哲学相关，也否认自身的历史性；其二，分析哲学既滥觞于一种非历史性的企图，打算将哲学史扔到装满胡说的垃圾箱里，又将自己的先入之见强加到历史文本上，并忽略了那些与当代问题的当代观点不一致的古老思想。⑨ 分析哲学隐含的理性主义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哲学的遗产和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解读。历史主义原则则主张，哲学中没有永恒的问题，只有对个别问题的个别回答，有多少提问者就有多少不同的问题；⑩ 而要理解提问者和解答者“意指什么或做了什么，只有我们的描述能够被他接受为正确的描述，我们才能最终说他意指什么或做了什么”。(11) 当代哲学的假设、问题和区分应当而且能够被抛弃，因为它不过是偶然的历史因素的产物，只是用准确思考的深层特征伪装起来而已。(12) 面对历史主义者的诘难，葛洛克极力为分析哲学对待哲学史的实用态度辩护，认为分析哲学拒斥的其实是极端历史主义原则（主张哲学就等同于哲学史研究）和主流历史主义态度（主张哲学研究必不可缺少哲学史），二者的结果就像一句夸张的警句所说：“哲学是胡说，但胡说的历史却是学问”。(13) 在他看来，分析的哲学史家主张以问题为取向的批判性的哲学史编纂，这种实用的历史态度既优于极端历史主义者的历史相对主义，也优于某些诠释学原则对哲学史过度虔敬的态度，对哲学和哲学史都是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