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法国哲学以及国际黑格尔研究中，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独树一帜、影响深远。通过对《精神现象学》的创造性“误读”，科耶夫以人的欲望代替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并将自我意识的发展历程解读为人之存在展开自身的过程。这一方面使科耶夫的哲学人类学最终走出了传统哲学的基本建制——意识的内在性，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之活动所构筑的历史的本质性维度得以显现出来。这一崭新的哲学视野与马克思所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息息相关。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下对科耶夫哲学人类学的轴心——欲望理论予以分析考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欲望超越感觉 科耶夫哲学人类学的建构，与其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批判性阐释交织在一起。在对《精神现象学》的创造性解读中，科耶夫不仅“武断”地将黑格尔现象学与当代现象学运动等同起来，而且还“武断”地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直接解读为“人”本身。在《黑格尔导读》中，科耶夫对《精神现象学》第四章A节的注释因其内容的重要性而被提前到了代序的位置上来，致使我们打开此书看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是自我意识。人意识到自己，意识到人的实在性和尊严，所以人本质上不同于动物，因为动物不能超越单纯的自我感觉的层次。当人‘第一次’说出‘我’的时候，人意识到自己。因此，通过理解人的‘起源’来理解人，就是理解由语言揭示的自我的起源。”① 这段话蕴含了以下几层意思：第一，人是自我意识——一种能够意识到自我的意识。第二，人要在意识到自己的过程中发现自身存在的真实性，就这一点来说，人不同于动物。当科耶夫强调“动物不能超越单纯的自我感觉”的时候，也就从反面说明了人可以超越单纯的自我感觉。第三，要“通过理解人的‘起源’来理解人，”而这种起源需要借助于语言来揭示，具体而言，就在于人在何种情况下在语言中说出一个“我”。 问题最终被归结到了语言之上，被还原为一种特定的语言场景：即人在怎样的情景下可以完全说出一个“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科耶夫首先批判了用“思维”、“理性”以及“知性”来反思我的存在的路径。这一路径无疑代表了笛卡尔以来以“我思”为标尺的西方近代哲学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我思”作为存在的基础乃是自明的。然而在科耶夫看来，当人们陷于这种沉思之中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并不能发现真正的“我”。因为在“我思故我在”的推论中，我思的结果是我思之对象——我在，在这个过程中，沉思的对象成为主导，我思之后，只能说出“我思的是什么”，而不能说出一个“我”。“进行沉思的人完全被他所沉思的东西‘吸引’；‘认识的主体’‘消失’在被认识的客体中。沉思揭示客体，而不是揭示主体。”② 那么被沉思的对象所吸引的人，如何才能返回自身呢？科耶夫认为只能通过欲望。例如当人们感觉到饥饿的时候，想吃饭的欲望使人发现了自己的存在，人们在这个时候总会自然而然地说出：“我——饿了”。而当人们说出“我……”的时候，自我作为一个存在彰显了出来。“正是一个存在的(有意识)欲望构成了作为自我的这种存在，并在促使这个存在说出‘我……’的时候揭示了这个存在。”③这样，人就不再是抽象的理性动物，而是以欲望为前提和显现方式的活生生的人。 那么，这种欲望与动物的欲望又有何不同呢？这就涉及对作为人的特质的欲望的进一步界定。诚然，以“自我感觉”为特质的动物也有欲望，这种欲望乃是一种生理欲望，生理欲望乃是一种自然的欲望，例如饥饿、口渴等。自然欲望的满足必然导致所欲望对象的消失，即被否定，如食物和水的消失。因此，自然欲望乃是对立性的欲望，即它仅仅存在于对立之中，其对象也只能是实在的物，欲望的满足意味着对对象的否定，即必然导致欲望对象的消失。以自我意识为特质的人的欲望则根本不同。它不再是自然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其对象不再是实在的物，而是他者的欲望。“人类发生的欲望不同于动物的欲望(动物的欲望构成一个自然的、仅仅活着的、只有其生命感觉的存在)，因为人的欲望不针对一个实在的、‘肯定的’、给定的客体，而是针对另一个欲望。”④欲望的满足也不意味着对对象的单纯否定，而是一种对立中的统一。这种欲望的结构意味着他者的必然存在，这一他者也必然是社会性的存在，因为“人的现实性只能是社会的”。⑤“如果人的现实性是一种社会的现实性，那么仅当欲望是相互欲求着的，社会才是人的社会。”⑥这样，人及其社会在一种新的视野——欲望的视野下获得了一种新的阐释。 欲望洞穿“我思” 正是通过对“自我意识”的探求，科耶夫的欲望理论及其哲学人类学得以建构。然而，我们还需注意的是，在黑格尔那里，自我意识的问题在本质上就是自我意识的统一问题，即“我思”与我在统一的问题。他通过将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双重化将这种统一改造为一种间接性的统一。然而不管黑格尔对自我意识做了怎样的改造，从最为根本的层面看，都不过是对“我思”的一种研究，即研究“我思”作为一种思维或意识所具有的特质。与之不同的是，科耶夫借助其欲望理论，对传统意识哲学的基础性问题——我思问题予以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回应。 “为了能以笛卡尔的方式提出同样的问题，《精神现象学》必须回答自以为能到达最终或绝对真理的哲学的问题：‘我思故我在’；但我是什么？”⑦科耶夫在此运用追问方式的转换来改变答案本身。在黑格尔那里，对于笛卡尔问题的改进实际上是以“我思是什么”为出发点来展开研究的，在科耶夫这里，他所追问的却是“我是什么？”经过这样一个转换，原本指向意识，并且似乎只能通过对“意识”的改造才能解答的问题，突然变成了对“我”的追问。从“意识”到“我”，科耶夫通过这一似乎并不起眼的转换改变了整个黑格尔哲学的根基。这一转换的实现显然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影响。海德格尔对于“我思”问题的解决就是通过将对“意识”本身的追问转换为对“此在”的追问。在海德格尔看来，“意识是在此在中得到根据的”。⑧对于这种转换，海德格尔认为应将其视为源初意义上的“移居”，即把哲学的根基从原本高高在上的意识领域下降到现实世界之中。科耶夫对“我是什么”的追问同样是一种“移居”。只不过他又把海德格尔的“此在”转换为“我”，认为对“我是什么”的不同回答在根本上决定着对意识内在性问题的基本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