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10-0036-08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一直受到某些人的质疑。一些人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的这个命题，也有一些人试图对这个命题进行各种调整和新的解释，淡化其决定论色彩。其中最有影响的解释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在一定范围内是正确的，但是它不适合于解释整个人类历史。在这里，我力图揭示这种思路的理论依据，并对它进行分析和批判。 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非普适性理解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研究者中，卡尔·考茨基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命题没有普适性。考茨基说：“法律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机构，只是归根到底的意义上才能够看做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但是对于它的历史中的个别现象来说，则完全不是这样。这种个别现象，无论是经济的，是意识形态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它在某种关系上是基础，而在其他关系中则是上层建筑。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命题，只是对于历史中的某些新现象来说，才是绝对正确的。”[1](P154)经济或者意识形态究竟属于基础还是属于上层建筑，这要看它在特定的历史现象中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在某种关系上，它是意识形态，而在某种关系上，它属于经济基础。哈贝马斯接受了这个基本思想，并把这个思想用来分析各个不同的历史形态。在他看来，判断一种社会现象，比如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是不是社会的基础，就是要看一个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经济问题，那么，经济是基础；如果一个社会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政治权力问题，那么政治权力是基础。在他看来，在原始社会中，调节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社会财富的分配是血缘系统，而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发挥这种功能的是政治权力系统。在这些社会中，血缘关系和政治权力系统分别是它们的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系统直接调节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分配，因此经济才是社会的基础。而到了未来社会，教育和科学系统可能会发挥基础的作用。[1](P154-155) 与哈贝马斯的这种想法相呼应的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方法论上的批评。当然，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批评并没有局限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命题上，而是对马克思历史观的方法论进行了总体上的批评。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他接受了萨林斯的观点，“劳动不是部落经济的范畴”，但是，马克思却把这个范畴抽象化，并用于部落经济中。他说：“在这种抽象性导致劳动(劳动力)的抽象普遍性的同时，我们这个时代创造出劳动范畴的抽象普遍性以及这个范畴能适用于过去所有社会的幻觉。具体的、现实的、有限的适用性是分析范畴的特征，而抽象的、无限的适用性则是意识形态范畴的特征。这一区分不仅适用于劳动范畴，而且适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生产、生产力、生产方式和基础(不包括辩证法和历史本身)。”[2](P70)这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抽象概念只能适用于现代西方社会中。这是因为，这些范畴是从西方社会中抽象出来的，只能用于分析西方社会。如果把它们普遍地推广，并用于所有的社会形态，那么这就是意识形态。第二，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鲍德里亚认为，马克思的这种用法不仅仅是比喻意义，而且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这样做实际上是把进化论思想简单地移植到社会历史领域，这是错误的。他说：“当我们从生物解剖领域过渡到人类的象征和历史社会领域时，是什么保证着两个不同领域的图式具有同一性？没有什么比下面这点更确切了，即成人只能从成人的角度来理解孩子。”[2](P71)在社会历史领域，人们从现代社会的理解中得到了社会历史理论。当人们用这种历史理论来理解原始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用“从成人的角度来理解孩子”，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待原始人类。在他看来，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得到的理论不能用来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他说：“马克思的‘资产阶级社会’等术语是症候性的，它假定了在所有社会都存在着生产力、至少生产力是这些社会的核心，正是从这里政治经济学的模式才能辐射开来。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政治经济学将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这不是真的，生产方式的这种结构移植只能使既定的、特殊的社会类型爆炸为碎片式的、分散的范畴(然后根据相对自治和支配原则来重新解释)。”[2](P72)这就是说，当马克思主义把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移植到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时候，只能使前资本主义社会变成碎片化了的社会。第三，虽然马克思也承认，不能把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简单地移植到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承认只有当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批评的时候，人们才能真正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但是，在他看来，这是一种虚假的批判和辩证法，“具有批判和辩证法的幻觉”。这是因为，对于资本主义的自我批评不是要否定自身，而是要进一步确立自身，并使自己的原则普遍化。他说，西方文化是第一个批判地反观自身的文化，但是“这种文化‘批判’的局限性是明显的：它对自身的观照只是导致了自身原则的普遍化”。[2](P74)这就是说，虽然人们也反思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种反思的结果仍然是把资本主义文化当做了普遍的文化模式，而其他文化都被“放进了博物馆”。在当代西方所进行的文化反思中，西方文化不是被否定了，而是被当做评价一切文化的标准，并根据这种文化标准来评价一切其他文化，比如，原始人类留下的东西被当做了“艺术品”在博物馆展览。西方文化的自我批评中已经包含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内在原则了。同样，当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比如，把人理解为劳动力，用生产力来理解社会发展状况。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实际上也是政治经济学的自我反思。这种自我反思如同西方文化的自我反思一样，都是以资本主义自身原则为核心的，而没有对这个核心原则进行批评。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与西方文化的自我批判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他不过是用“经济”代替了“艺术”。[2](P74-75)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不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命题不适合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而且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都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型中得出的，由此所得出的结论不能用于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 在这里，我们首先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发生过程以及它的内涵来讨论这个命题的普适性问题，然后从方法论的维度说明如何具体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适用性。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产生过程和内涵分析 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过程是与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与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联系在一起的。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客观精神发展的诸环节，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有限性的表现，而国家是客观精神的真正的体现，国家克服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性而自我实现，国家规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他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了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3](P251)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来说的，究竟是家庭、市民社会决定了国家的权力结构，还是国家规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存在形式，这是马克思所要解答的第一个问题。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是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来说明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的。他采纳了自由主义的思路，强调了家庭、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是从市民社会中产生的，并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后来马克思从历史的维度进一步解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这个时候，他认为，“在过去一切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并强调，“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4](P87-88、88)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强调，“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5](P32)后来，人们把马克思的这个命题概括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这个历史过程是众所周知的，回忆这个历史过程就是要人们注意两个基本点。第一个基本点是，马克思的这个命题是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中形成的，而不是在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全面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里，马克思主要是把他自己的法哲学思想用来理解整个历史过程的。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在法哲学上的关系来理解整个社会结构的。第二基本点是，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是建立在对当时资产阶级国家的新特点的理解基础上的。当时资产阶级国家的特点就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就揭示了黑格尔国家学说中所包含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离的思想。他说：“人们的结合、个人赖以存在的共同体——市民社会——是同国家分离的，或者说，政治国家是脱离市民社会的一个抽象。”[3](P343)而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明确地指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典型特点就是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离。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构想最初也是建立在这样的法哲学基础上的。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所实现的政治解放使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开来，而人类解放则要使政治国家中的公民和市民社会中的个人得到了统一。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而人类解放就是要实现利己的私人和公民的统一，或者说，使个人和类存在统一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