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工、民主与人的全面发展

——论马克思对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的解读主旨

作 者:

作者简介:
单提平(1975—),男,汉族,山东淄博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文本学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济南 250100)

原文出处:
现代哲学

内容提要:

亚当·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对马克思影响甚深,但是学术界对二者的联系,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力图淡化。因之,在对马克思与弗格森关系的研究中还存有诸多空白和疑问。本文力图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联的基础上,指认出二人不容忽视的历史关联,并从分工、民主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视角解析出马克思阅读弗格森《市民社会史》的主旨:马克思有些偏爱地认同亚当·弗格森对分工的预断,却只是批判地认同他对民主的诉求,这两种不同的接受和阐释方式都将在人的全面发展主题上得到深入理解和把握。


期刊代号:B1
分类名称:哲学原理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0)06-0010-07

      当代市民社会的讨论,无疑是从对葛兰西的关注开始的,然而要深入探讨市民社会,另外一个绕不过去的名字就是亚当·弗格森,正是他的《市民社会史》早早埋下了经济发展与政治进步如何协调,也即商业精神的发展与有效的政治秩序建构如何可能的当代主题。学术界已经注意到此书与马克思的关联,但问题在于,有学者认为弗格森的思想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重要基础,二人关联密切;另有学者则只承认在文献引证意义上马克思参考过弗格森,淡化甚至否认二者的密切联系。本文力图在文献考证和文本关联的基础上,补充论证第一种观点,指认出马克思与弗格森不容忽视的历史关联。

      一、回应诺曼·莱文:马克思与弗格森重要关联的文本再考察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无疑是在革命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完善的,但就理论本身发展来说,它也是对前辈时贤批判和继承、借鉴和创新的结果。因此,追溯马克思思想的源头活水是学术界恒久探究的主题之一。亨利希·库诺是西方较早关注马克思思想来源的学者,明确把弗格森视为“包含有马克思历史和社会学说成分的萌芽状态的观点”① 的思想家之列予以重视,而另一学者罗纳德·哈默维则认为:“弗格森关于分工的大部分分析构成了马克思后来讨论分工的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也明显把弗格森当作自己观点的一个来源。”② 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并没有给出细节论证,缺乏令人信服的文献学考证和文本学关联。

      与之相左,诺曼·莱文则否认弗格森与马克思有密切关联,认为马克思只在文献引证意义上参考过弗格森。他在考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来源时,总体上否定了苏格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的关联。在细节上,莱文认为,马克思“确实读过亚当·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但只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才读的。显然,马克思在1847年是读过《市民社会史》的,当然是在写作《哲学的贫困》之前,因为他在这一作品中提及了弗格森。此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专门就与分工有关的问题在四处不同场合引用了弗格森。”③ 因而,作为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个成员,弗格森与马克思的关联并不密切。莱文的观点得到国内学者鲁克俭的认可和支持。④ 无独有偶,唐正东在考察比较弗格森与马克思关系时,也否认二人有重要关联可能。⑤

      现在问题的焦点在于,弗格森到马克思的过渡能否有细节上的文本学关联和文献学支持。在我看来,姑且不论诺曼·莱文的考证在总体上的成绩如何,就弗格森与马克思的关联而言,他轻率的论断有两点不容忽视的错谬与疏漏,借助文献考证和文本关联,我们反而更有信心补证和支持亨利希·库诺等的观点。

      第一,诺曼·莱文对马克思阅读弗格森的时间考证有待商榷。

      从文献考证角度来说,尽管就目前的资料来看,弗格森的名字从未在马克思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及此前出现过,但如果说这就表明马克思未读过弗格森,诺曼·莱文的证明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恰恰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提示诺曼·莱文没有注意到。在批评德国人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时,马克思写道:“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给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来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⑥

      这段话蕴含的信息极为丰富,我们有必要就与弗格森相关的信息解析如下:首先,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到亚当·弗格森的名字,但是他提到市民社会史的写作,而在此之前因市民社会史的写作获得巨大声誉的就是亚当·弗格森,这说明马克思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之时或之前就已经注意并阅读了弗格森;其次,马克思认可弗格森及相关思想家为唯物主义地解读历史做了奠基的初步工作,这在弗格森的《市民社会史》中可以找到明确理论佐证,弗格森已经论述到,人类社会发展不同于动物各代间只是简单复制自己的繁衍过程,人类总是“在先辈打下的基础上进行建设;在世代更迭中力图运用和完善他们的才能,为此,需要长期经验的帮助和无数代人的共同努力。”⑦ 不难看出,这与青年黑格尔派所强调和夸大的“思想的统治”是针锋相对的,它蕴含着唯物主义看待历史的思想萌芽;再次,从括号中的评断来看,马克思对他们的政治思想持有保留的批评态度,这恰恰埋下了马克思后来引证和解读弗格森主旨时只是批判地认同其民主观点的根由,后面将展开讨论;最后,与这段话相关的论断出现在1859年马克思久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⑧学术界可以认可这里的“英国人”肯定包含弗格森,却未深究马克思只是承续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判断,这进一步佐证《德意志意识形态》期间马克思已经阅读过弗格森,而更令人称奇的是,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使用到“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对经典术语,很有可能就是从亚当·弗格森那里借用的,后面我们将做比照分析。因此,《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段不引人注目的文字恰恰是打开解析弗格森与马克思历史关联的钥匙。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