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0)04-0427-05 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学界研讨的一个热点论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隶属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表面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论题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界对中央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议题的呼应。其实,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不是一时的议题,也不能简单地说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历时久远、波澜壮阔的历史性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以及中国经验的相互融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过程,有着独立的品质和深刻的内涵。笔者认为,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下称“两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大众化过程中出现的标志性建筑,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史上的一座高峰,因而,也是透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历史的珍贵标本。 一、“两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新路径、新层次和新阶段 “两论”最早成文于1937年。据考证,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给抗日军政大学的革命青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此编写使用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当时这个提纲以油印本的形式面世,但并没有作者署名。之后被陆续翻印,得到广泛流传。1938年4月开始,广州统一出版社出版的《抗战大学》(半月刊)从第1卷第6期起在“新哲学讲座”专栏连载《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时标明“毛泽东主讲”。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里的第11节“实践论”单独修改成文,以“实践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0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上。此后,又将《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第3章“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法则”单独修改成文,以“矛盾论”为题正式发表在1952年4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中文本正式发表前后,“两论”的俄文本、朝鲜文本、法文本等也相继发表。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两论”被编入第1卷。 由此可见,第一,“两论”实际上在最初文本中是联为一体的,“两论”在思想内容上是融会贯通的。《实践论》阐释了实践对于认识的决定作用,以及认识发展的总规律,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路线和认识方针;《矛盾论》接着讲解了事物的矛盾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重点解说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以及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理论,阐释了认识中国社会特殊国情、处理中国特殊矛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方法。因此,“两论”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是一座高峰而不是两座“山头”。 第二,毛泽东创作“两论”,并非学问家阐释个人的思想,也非为博取名利而撰写学术论文,而是一方面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向广大革命青年阐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是理论创新与理论普及的时代统一、实践统一。“两论”开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方式、一种途径和一个新的时期。 在“两论”面世之前,上世纪30年代苏联教科书的中文版已经在中国出现,李达撰写了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创作了《大众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大众化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两论”发表以后,它与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与李达《社会学大纲》以及艾思奇《大众哲学》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议论。 “两论”确实与苏联教科书在理论语句上有相似之处,但不是苏联教科书的重复。因为貌似相似的理论语句里面,“两论”隐含着深刻而具有时代和现实背景的哲学思考。“两论”批判的是中国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阐释的是立足于对中国社会特殊矛盾认识而获得的认识方法和思考理路。“两论”的文本背后有着中国式的经验和中国式的思维方法。 “两论”的理论观点与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有相同之处,但是,“两论”不同于《社会学大纲》。《社会学大纲》用5个篇章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进行了面面俱到的、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在篇幅上比“两论”庞大得多。“两论”则立足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以短小精悍的篇幅集中阐释实践认识论和矛盾辩证法思想。对于二者之间区别的原因,许全兴先生有独到分析:“两论”之所以能够超过《社会学大纲》而精彩面世,“不在于李达同志当时的哲学理论修养比毛泽东同志逊色,而在于李达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那样的革命实践。毛泽东同志不仅一般地参与了中国革命,而且直接领导了中国革命,指挥了中国革命战争,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特别是同得到第三国际和斯大林支持的王明教条主义进行了直接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实践要求对认识与实践、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等问题做出系统的说明,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可以说,不是亲自领导中国革命,直接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人,不是同党内的错误路线、错误倾向作斗争的人,是不可能写出《实践论》、《矛盾论》这样杰出的论著的。”[1]“两论”与《大众哲学》在行文用语以及理论内容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论”与《大众哲学》的服务对象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