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李达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这双重身份在李达先生身上是内在统一的。可以说，正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所以他才成其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么，应该怎样理解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呢？或者说，李达先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什么重要贡献呢？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 有一种看法认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李达先生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而不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即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他只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显然，这种看法是怀疑、甚至否定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的。然而，正如陶德麟先生所说：“把‘传播’和‘中国化’看成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而不承认传播本身离不开中国化，中国化也离不开传播”，属于一种“流传很久的狭隘观念”（《陶德麟文集》，第805页）。上述看法的狭隘性，不仅表现在其对于“传播”与“中国化”之关系的割裂上，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形态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我们有必要进一步作狭义与广义的区分。 “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形式到内容都变成中国的东西，也就是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不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则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是指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基本信念和评价标准。显然，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包含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只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终目标或结果；没有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不可能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种结果，就绝不可能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李达先生虽然没有创造出像毛泽东哲学那样的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却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位杰出代表，并由此也为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毛泽东哲学的理论创造作出了重要贡献。上述那种看法之所以怀疑、否定李达先生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要代表人物的地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仅仅局限于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角度看问题，不懂得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区别和联系。 李达先生所开创的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就是一种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传统，亦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传统。李达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辛勤探索历程及其累累硕果，就是这一学术传统的无尽泉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然会坚持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任务、理论目标、基本信念和评价标准。而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当然首先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并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和目标就会落空。李达先生一贯重视和强调从学理上彻底地研究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1928年，李达先生曾说：“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个彻底的了解。”（李达，1928年）至30年代的北平时期，李达先生已精研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几乎所有的哲学著作。正因如此，他能够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例如，他于1935年完成的《社会学大纲》，就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到而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与苏联30年代以后哲学教科书中普遍存在的那种理论上的片面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难怪侯外庐先生曾称赞说：“抗战前，在北平敢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者，党内外都有，大家都是很冒险的。但是，就达到的水平和系统性而言，无一人出李达之右。”（侯外庐）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高度重视和充分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重视、关注、探索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应该成为、也完全可以成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是李达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践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上个世纪20—30年代，李达先生翻译了大量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如荷兰郭泰（即荷兰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格尔曼·果特）的《唯物史观解说》、日本高
素之（马克思《资本论》的日文译者）的《社会问题总览》、德国塔尔海玛的《现代世界观》、日本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之哲学的基础》、苏联卢波尔的《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西洛可夫等的《辩证唯物论教程》等。李达先生这一方面的工作，客观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当时就有人指出：“今日辩证唯物论之所以澎湃于中国社会，固因时代潮流之所趋，非人力所能左右，然李达先生一番介绍翻译的工作，在近五十年思想史之功绩不可忘记。”（郭湛波，第197页）不过，李达先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进行译介的目的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仅仅是为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方式也许莫过于译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的著作。事实上，当时中国翻译出版了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但它们大多并不是由李达先生翻译的。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李达先生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的译介另有深意：它乃是李达先生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开阔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们的眼界，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关于这一点，从李达先生对于译介对象的选择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所选择的那些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不仅是当时国外最新出版的，而且都是论述相当精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