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499（2010）01－0005－0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理论建设的最高纲领，而哲学作为全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其中国化尤为重要。马克思早在博士论文中就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命题：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虽然这个命题的本意是说明理论和现实的互动关系，但也不无哲学必须走出国门进而改变整个世界之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把这个思想进一步升华，表述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中国是近代东方各种矛盾的集合点，它所孕育的革命形势最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哺育和指引。历史没有辜负哲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和积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进行得有声有色，经历了一个无比生动的辉煌历程。现在，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和以邓小平理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阶段已告一段落，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为标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征程已经开始。深入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阐发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哲学意义将掀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篇章。 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创性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的哲学形态，它直接的思想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经过哲学革命变革批判性地继承和改造了其前驱者的哲学思想，创立了“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新唯物主义”[1]，即实践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就内容来说，已经摆脱了先前哲学的民族、地域和哲学家个人所具有的局限性，它所开启的是哲学共性，创立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践哲学。但就实践唯物主义的既成形式和表述方式来说，它又以西欧和德国文化为母体，对于其他一切民族来说，都有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本土化的任务。 马克思一生都没有写出系统阐发自己思想的哲学专著，最能表明他哲学革命变革实质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又一直没能出版，他的学生和弟子们很难准确地把握他的哲学观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前苏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特别是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被确定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模本，被广泛宣传和推广，这部有着严重缺点的著作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以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力量推到了中国的面前，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准和思想风范。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们，大多都是具有很高文化水准且又忧国忧民的革命志士。他们为了救生民于水火，既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诚挚渴求，但又深知，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和中国国情相对接，经过自己的消化和咀嚼，才能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真正发挥它指导实践的巨大功用。所以，中国共产党经过大革命失败的磨炼，很快就悟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坚决反对本本主义和各种言必称希腊的洋教条。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着深切的了解，对各种食洋不化的思想贩子的浅薄行径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他说：“有些人对于自己的东西既无知识，于是就剩下了希腊和外国故事，也是可怜得很，从外国故纸堆中零星地捡来的。几十年来，很多留学生都犯过这种毛病。他们从欧美日本回来，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2]789在毛泽东看来，以欧洲文化形态出现的现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现实存在较大的距离，不能生吞活剥，机械套用，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如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所说：“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2]822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2]822但是，要应用就必须“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这是能否理论联系实际的前提。正是在“理论性的创造”上，毛泽东显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精湛的理解，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天辟地第一人。 马克思哲学的真谛本来是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传到中国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版本只是前苏联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确实需要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在理论上进行重新的解读和创造。中国革命面临的问题成堆，各种矛盾性质不同，互相交错，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统揽全局的总的指导思想，这是任何具体的原理都不能取代的。毛泽东凭着他的超人智慧，首先对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精神和实质进行了新的理解和整合。在毛泽东看来，不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界说，它的唯物主义基础是不可动摇的，而唯物主义的精华和基本精神并不一定非得归纳为什么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这对自然科学和一般哲学也许是必要的，而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最切合实际的归纳就是能够应对一切的实事求是原则。为了阐发实事求是，毛泽东专门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实践论》，从认识论的视角强调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按客观规律办事的重要性，以此来表达自己对唯物主义的理解。恩格斯曾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观点。”[3]这一观点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原则出发，把实事求是当做唯物主义的实践纲领，这就把唯物主义哲学彻底中国化了，既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又适应中国民主革命的急需，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出发点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