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赞成“对哲学的否定”即“消灭哲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亦倡导“历史科学”而反对哲学，人们由此可以有充分的理由得出马克思主张哲学终结的结论。但同时，马克思又在后一本书中把对黑格尔派的批判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并在后来多次声言自己的理论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相反，是唯物主义的。如果按照惯常的理解，即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理解为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的对立，且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理解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则马克思的这两类论述之间就明显的是互相矛盾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大多对于哲学以及唯物主义的含义的确是按惯常的方式去理解的。而为了避免将马克思解释成是自相矛盾的，便往往对其关于“消灭哲学”的说法采取不认真对待即视而不见的做法。这样一来，矛盾或许被从表面上消除了，但马克思对西方传统哲学的革命性思想却也就被遮蔽了。而如果我们认真地对待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说法，且认为像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不可能犯自相矛盾这样低级的逻辑错误的话，那么，便只有一种可能，在此问题上，人们对于哲学以及唯物主义的惯常理解是错误的，至少是有严重缺陷的。为说明这一点，便需要考察马克思所要消灭的是何种哲学，他所主张的唯物主义是何种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的这种主张中又蕴含着何种革命性意义。 一、马克思要消灭的是何种哲学？ 尽管对于哲学是什么，人们有着不同的理解，但由于自柏拉图以来所形成的强大的寻求超验的永恒存在的形而上学传统，人们在说到哲学时，仍然指的是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理论活动。当怀特海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脚史而已的时候，是有相当的真理性的。即使一些现代哲学流派要解构哲学，还是不得不依附于传统哲学。而在马克思从事理论活动的时代，人们对哲学的理解就更是如此了。因此，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哲学，自然也就是这种形而上学传统之集大成者黑格尔所代表的哲学了。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只要认真地读一读《〈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这一时期的著作，就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出来。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来了：马克思既然声言要消灭哲学，为何还要把自己所主张的历史科学与黑格尔派的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对立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呢？并在后来一再声称自己的理论为唯物主义的呢？难道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不正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和基本内容吗？如果我们不欲不认真对待马克思关于消灭哲学的说法，亦不欲认为马克思陷入逻辑混乱的话，那么，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只有两种可能的出路可以摆脱困境。一条可能的出路是，哲学并不就是等于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的那种形而上学传统，而是还存在着其他非形而上学形式的哲学。这样，马克思所要消灭的只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哲学，而非全部哲学，从而马克思在声称消灭了哲学之后，就还能够继续从事哲学，而不自相矛盾。另一条可能的出路则是，哲学就是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消灭了这种哲学，就是消灭了全部哲学，但主张与唯心主义对立的唯物主义却不必然属于哲学，因而，马克思的理论并非哲学，从而马克思的两种主张之间便不存在所谓的逻辑矛盾。我们下面就看这两条可能的出路是否是真实的出路，能否走得通。 我们先看第一条可能的出路。如果按照人们的惯常理解，这条可能的出路是走不通的。这不仅因为，一般而言，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路向已经如此地深入人心，以致人们不能够设想还有其他形式的哲学，而且还在于，特殊地说，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第二国际那几位声名狼藉的理论家如伯恩施坦、考茨基等以外，不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有多大的差异，却都异口同声地宣称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而且这种哲学还与黑格尔哲学有着极为紧密的关系。不仅普列汉诺夫、列宁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首先是哲学，而且第一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极其严厉地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马克思主义非哲学说，甚至将之视为是与资产阶级学者的合谋。在这方面，柯尔施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互相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① 即便是第二国际的一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没有哲学的理论家，也往往将马克思主义无哲学引以为憾事，认为是一种缺陷，从而提出以康德哲学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完善化的建议。这样一来，如果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哲学，而且是一种类似于黑格尔哲学的哲学，那么，这一条出路就根本不可能走得通。 在这一问题上的困境还在于，不仅对于西方人而言，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是唯一可能的哲学，而且更糟糕的是，非西方人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支配下，认同了西方的这一观念。这种认同不仅表现在那些公开鼓吹自己万事不如人的西化派那里，而且更为隐晦但更为深刻地表现在那些文化保守主义者那里。例如，当中国的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东方不仅有哲学，而且有比之西方的外在超越的哲学更为高明的内在超越的哲学时，他们实际上在骨子里已经完全认同了西方的观念，即哲学只能是探寻超验的永恒存在的学问。这样，他们所说的东方哲学也就不过是仿照西方的形而上学传统而炮制过的东西而已。 但惯常的理解未必就是事情的实情。如果我们追问哲学是否只能是寻求超验的永恒存在的形而上学而不可能有其他形态，并考诸于哲学史，就会发现事情并非如此。尽管柏拉图所开创的形而上学路向统治了西方哲学两千多年，但就是在西方也存在着另外的哲学发展线索，即便这些线索大都是晦暗不明的。如亚里士多德所开创的实践哲学就构成了柏拉图形而上学传统之外的另一种哲学路向。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其主流而言，无疑是柏拉图形而上学路向的继承者，但与其师不同，他又在其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之外，开创了实践哲学这一路向。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人类活动被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基本方式。理论的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而“创制和实践两者都以可变事物为对象”。而在每一种人类活动中，都有一种与之相匹配的品质和行为的能力。对于理论或思辨而言，这种品质是理论智慧或哲学智慧；对于创制而言，是技艺；对于实践而言，便是实践智慧或明智。亚里士多德认为，与理论智慧不同，实践智慧不考虑那些不变的东西，因为对于不变的东西，人只能认识它而不可能对之有所作为。因此，所谓实践智慧或明智“就是善于考虑对自身的善以及有益之事，不是对于部分的有益，如对于健康、对于强壮有益，而是对于整个生活有益”。实践智慧不同于哲学智慧或理论智慧，不仅在于理论智慧的对象是永恒不变的，因而是非凡的神圣的知识，而实践智慧的对象是可变的，因而只是关于某人或某些人自身的知识，而且还在于实践智慧不只是有关于普遍的，它必须能够认识特殊的，因为实践总是和特殊事情有关的。“明智不只是对普遍者的知识，而且还应该通晓个别事物。因为明智涉及行为，而只有对个别事物的行为才是可行的。”② 由于实践智慧是关于特殊事物的，所以经验对于实践智慧便非常重要。显然，无论从对象是“出于必然而无条件存在的东西”即“永恒的东西”还是“可变事物”上看，还是从最终所寻求的是关于“普遍者的知识”还是关于“特殊事物”的知识上看，理论哲学即形而上学都与实践哲学有着根本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