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当代世界由于金融活动所广泛伸展的“证券化”过程而被悬置了存在的意义。危机不仅改变了华尔街的模样，更是让美国乃至全球深刻体验了从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空前严重的财富缩水效应。探究这场金融危机的深层本质，与其说它是一组概念，不如说是一种需要澄明的历史状况和当代人生存境遇的精神现象学读写。如马克思所言：“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 本文主要从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财富扩张的哲学教条与政治谱系的历史解构、财富幻象：金融危机的精神现象学解读等三个方面作以探讨，旨在明证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的当代意义，同时为揭示金融危机背后的深层历史进化论问题提供重要的思路。 一、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 “货币—资本—财富”乃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逻辑，整个社会制度的运作，都紧紧围绕着这个逻辑轴心而展开。资本主义发端于货币向资本的发育，成熟于资本化抽象财富的诞生，危机于抽象财富与有形财富的严重背离。从社会的流转形式来看，资本是货币的货币，资本的循环运动乃是追逐剩余价值，即财富的积累与扩张。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社会本质是不平等，它内在地实存着五大矛盾：少数人富有与多数人贫困，作为资本的财富与作为权力的财富；财富的私向化属性与财富的社会化属性；财富的实体与财富的意识，或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与作为精神意向性的财富；作为差异性的知性财富与作为否定性的理性财富。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抽象财富遮蔽了剩余价值的传统生产范式，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的勾连出现了极为复杂、极为新颖的内在程式。 经济学的“危机”一词，主要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联系。尽管也有其他学者的不同解释，但此概念的学术指向仍然是马克思所圈点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意味着资本积累过程的中断，或指由资本更新和扩张的过程被打断所引发的金融领域重大崩溃的情形。马克思从经济哲学的角度，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爆发危机的原因作过深刻地揭示：资本的M—C—M循环决定了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以追求交换价值为目标的资本的盲目扩张运动，内在地生成着生产过剩的困境。尤其是，“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② 从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度。只有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体系范围内，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被中断，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被新情况所严重困扰，才会出现金融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精辟地区分了两种货币危机的存在。一种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一种是“特种危机”，它“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③ 显然，马克思所说的“特种危机”与当下国际金融危机在事件发生的“基因”原理方面，有着家族相似之处。 危机与财富的社会形式流转状况有着深度的关联。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与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的严重背离是危机发生的直接根源。所谓质料因的财富，意指财富赖以存在的物质实体构成，即有形财产的规定性。在金融领域，这种有形财产通常被指认为金银。随着银行制度的出现，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发生了根本改变。早在19世纪下半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有过如此预言：“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的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这样一来，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④ 其欺诈行为突出表现在信用处在不完全信息状态下的市场交易中。马克思这一精辟预言曾被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著作中加以引述，并作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逻辑最相近的思想原理之一。⑤ 所谓形式因的财富，意指被当作财富化身的客体的特殊变体。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乃是财富的特殊变体，它极易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马克思指出：“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⑥ 信用意味着财产权的让渡，以交换在将来的某一特定时刻对另外财产的所有权。信用古怪而且非常微妙，因为它是自觉自愿的，依赖于期望与担心这样一些感情，对未来事件的当下约定，在应对的形式上，尽管形式上依托物质的本体，但信用自身的魔力正在于它有着观念对观念、精神对精神的博弈与选择，理性狡计往往充斥其间，道德风险不言而喻。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信用发生严重动摇其深层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获取抽象财富，即资本。而不是占有其他的产品，或撷取其他使用价值。一方面，信用制度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另一方面，过分充盈的追求抽象财富的信用膨胀欲望最终使得“信用与财富构成一起死亡”的命运的到来。如马克思所言，“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唯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⑦ 信用膨胀意味着，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形式的运动大大突破了物质内容的限制，形式对质料的无度超越，除了赋予质料的相对价值外，形式的主观性大大突破了财富运动的物质内涵与外延。正是作为质料因的财富与作为形式因的财富之间的严重背离，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就明效大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