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学界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讨成为一个重要的热点问题，研究的成果也颇有见地和启迪意义，特别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等问题的研讨很有进展。而其中涉及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展和论述等问题，肯定者少于诘难者，认为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的理解只强调“经济必然性”，忽视“实践观点”，没有关注历史辩证法，等等。因而有的论者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要“重释”、“重解”、“重建”等。由此不能不使人们想到西方有些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如乔治·莱尔因）、“重建”（如哈贝马斯）早就在进行着。但是，至今未看到他们真正超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成果。当然，国内学人的“重解”、“重建”与西方学者的“重构”、“重建”是根本不同的。但二者却引起人们同样的疑问：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存在着“建”的不当？为何要“重建”？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和阐释是否有误因而应予以“重释”、“重解”呢？因此，首先要研究清楚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发展和阐释的具体内容，以及他当时为何这样论述的原因等情况之后，再依据现时代发展的特点，研究是否需要“重释”、“重解”、“重建”，以及如何科学地去“重释”、“重解”和“重建”。 一、恩格斯对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的启迪和影响 唯物史观虽然是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但恩格斯对这个伟大发现的创立、完善和发展有着不可缺的卓越贡献。特别是对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现和创立唯物史观，恩格斯给予的思想理论影响是深刻的。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对马克思的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是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思想前提和重要机制。恩格斯的《大纲》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并依据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变化来阐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演变过程。恩格斯认为，随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发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变得越来越反动了。“18世纪这个革命的世纪使经济学也发生了革命。然而，正如这个世纪的一切革命都是片面的并且停留在对立的状态中一样……经济学的革命也未能克服对立。到处依然存在着下述前提：唯物主义不抨击基督教对人的轻视和侮辱，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的上帝而与人相对立；政治学没有想去检验国家的各个前提本身；经济学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因此，新的经济学只前进了半步；它不得不背弃和否认它自己的前提，不得不求助于诡辩和伪善，以便掩盖它所陷入的矛盾，以便得出那些不是由它自己的前提而是由这个世纪的人道精神得出的结论。”恩格斯还进一步具体指出：“新的经济学，即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也同样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这种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目前在一切领域中与自由的人性处于对立的地位。”① 恩格斯在这里说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为了维护私有制不得不进行诡辩。因为不这样，他们学说的整个体系就会垮台。所以，“经济学家不敢正视真理”②。因此，这些“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③ 恩格斯的这些具有唯物史观胚芽的论述，对马克思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影响，这在马克思的1843年《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都有很大程度的反映，如恩格斯在评判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时，把亚当·斯密称之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马克思不仅予以积极肯定，而且在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关系问题时深受启迪，使他意识到应坚持“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进行理论研究，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既是对唯物史观的验证，更是创立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之一。所以马克思说：“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因为，“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其实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实际上是敌视人的”④。因此，到1859年马克思还称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并认为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得出了同他一样的结果，为共同创立唯物史观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所以，1845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会面时，就决定共同撰写标志唯物史观形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说：“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⑤ 恩格斯不仅在经济学研究上先于马克思，而且也是最先明确指出社会历史就是“人类自身活动的历史”。1844年，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时明确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不拥有任何惊人的丰富性’，它‘没有进行任何战斗’！其实，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并不是‘历史’把人当做手段来达到自己——仿佛历史是一个独具魅力的人——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⑥ 恩格斯的这个论断对马克思完善实践观、创建唯物史观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他们共同制定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感性活动”就是“实践”。因此，新的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不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是“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即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⑦ 马克思对实践的这个说明和恩格斯的上述论断在思想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甚至可以说，是对恩格斯论断的理论升华。由此也显示出，马克思是在科学的实践观和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其中恩格斯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否则，就不会出现马克思恩格斯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了（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⑧ 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理论形成标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也是在恩格斯的再三建议和催促下完成的。对此，我们从恩格斯在1844年10月和1845年1月致马克思的信中得到了有力的说明。恩格斯在信中说：“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以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作为二者的必然继续用几部著作阐发出来，那就一切都还会处于半睡半醒状态，大多数人还得盲目摸索。”⑨ 又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部较大的著作，以便向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只靠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提供必要的依据。”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