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对于财富观有深远影响，但最终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财富观的秘密存在于生产方式之中：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只能源自农业生产方式；经济人假设与新教伦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则有自己的新财富观。历史唯物主义是打开财富观演变之锁的钥匙。 一、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 小国寡民与安贫乐道，曾经是中国古代财富观的重要观念。《道德经》中的最高理想就是：“小国寡民。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如果离开了对商品交换和交往关系极不发达、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的透析，当然不能理解这种安土重迁、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理想。这种东方式的小农经济的理想国，与处于城市国家、手工业和分工比较发展、奴隶制繁荣时期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大异其趣。 同样是建立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儒家学说又有其特点，这是因为在生产方式基础上，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对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老庄可以说是在野派，而儒家创始人孔子有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儒家的理想不是小国寡民，而是实行王道仁政。孔子不反对富国富民，对国家而言：庶之、富之、教之。（参见《论语·子路》）“庶”，是增加人口：人是农业劳动力，人丁旺是农业发展的首要条件；“富”，是让百姓生活富裕；“教”，是富而后教，加强教育，富而好礼。孔子对个人也不是一味反对富，他说过，“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儒家把富民政策寄托于仁政，寄托于当权者的良心自觉，而分配方式是平均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语·李氏》）孟子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所谓仁政理想，求的是实现小富、均富；在生产力不太发展、财富不很丰富的小农经济时代，这是社会稳定和实行仁政的最高理想。 小农生产方式规模狭小，没有普遍交往，生产力较低，财富表现为自给自足、满足人的日常生活即可的使用价值。它是一种自然形态的财富，既不能转化为作为财富等价物储藏的金银货币，更不能转变为资本，不能无限地、长久地大量储藏。这种状态必然影响个人财富观。儒家重德不重富，重义轻利，忧道不忧贫。孔子赞扬“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不改其乐”（《论语·雍也》）的颜回，提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的处世态度；庄子处世淡薄，只求免于饥寒，无需积累，他说“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庄子·逍遥游》）。小农生产方式倡导知足常乐、安贫乐道，这种具有平均主义特色的财富观可以说是势所使然。 当然，封建社会的生产和生产力同样是发展的。封建生产方式经历过早期之后日趋发展和成熟。面对大一统的中国，小国寡民或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财富观逐渐失去其存在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但是儒道财富观尤其是儒家财富观，作为主要传统仍在起重要作用。对国家来说，道家“治大国如烹小鲜”、“顺其自然”等无为而治的理念，成为历代创业君主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等治国理财的指导原则；儒家的仁政爱民的内容不同于早期的五十衣帛、七十食肉的观念，但王道仁政、以民为本的思想仍然在起作用。王道仁政在封建社会当然只是一种理念，而非历史事实，但它对皇权专制体制和重赋苛政有一定的约束作用；特别是在个人道德和品格的培育上，无论是庄子视相位如腐鼠、蔑视权贵的品格，还是儒家的“学而优则仕”，都不主张个人对财富的非分追求；尤其是儒家主张以义取利而不能见利忘义的观念，是一种正确对待财富的宝贵观念，“孔颜乐处”至今仍是启发个人品格修养的思想文化传统。 二、“经济人”假说与财富异化 贫穷是社会的苦难，追求财富对社会来说是一种进步的动力。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的主体能力的提升；如果人人安贫乐道，不追求财富，社会总体财富如何增加、社会如何进步？反之，如果个人不能分享增加的社会财富，使自己的生活富裕，他们对财富渴求的热情就会被窒息，就不会有增加财富的动力。鉴此，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对待财富的态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当然行不通，它不符合正在兴起的市民社会的需要。 亚当·斯密作为工业革命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很重视财富生产，他撰写的《国富论》是经济学的传世经典之作。该书旨在阐明新兴资产者如何满足个人对财富的追求，同时增加国家社会财富的总量。斯密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时明确说道：“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和生活资料，或者更恰当地说，使人民能够为自己提供这样一个收入或生活资料。第二，为国家和联邦提供一个足以支付所有公共开支的收入。其目的是要使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富裕。”（斯密，第397页）“经济人”假说和“看不见的手”假说都是为此而提出的理论：前者着眼的是作为财富追求主体的人的本性，后者着眼的是从每个人追求财富的合力形成的“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二者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增加所必需的。 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新教伦理与“经济人”假说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后者属于经济学，而前者属于伦理学。资本主义发展既需要“经济人”的逐利本性，又需要新教伦理所张扬的道德品格。节俭、勤奋、守财、积累是资本主义财富积累最宝贵的道德杠杆，韦伯以上帝的名义使其神圣化，把增加财富视为对上帝的义务。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当然不是宗教道德的功劳，资本主义必然从自身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这种伦理观念和“经济人”假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