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哲学已成为当代哲学领域的显学，甚至已经超越哲学领域，对政治、文学、艺术、教育以及经济学等领域发生了重要影响。已有西方学者预言，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的所有哲学都是文化哲学。（参见曼海姆，第11页）不管这位西方学者在什么意义上作此预言，文化哲学的普遍意义乃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然而，在这种形势下，文化哲学的基本界定却仍然见仁见智；下述问题依然存在：文化哲学的基本意义是什么，它的基本问题和学术领域如何界定。 我们应把关于文化哲学个别问题的研究和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区别开来。文化哲学个别问题的提出和进入研究视野，只是文化哲学产生的前奏曲，而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则是文化哲学获得自我意识，即由自在到自为的标志。依据这种区分，我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文化哲学的个别问题研究早在18-19世纪的哲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及社会学研究中就已经存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如卡西尔明确使用了“人类文化哲学”(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这一概念；他以人的“符号”或“象征”活动作为人的本质活动，这一本质活动演化出一个包括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和历史在内的文化世界，据此他构造了一个较为系统的关于人和文化本质的文化哲学。(cf.Cassirer)卡西尔的思想标志着文化哲学已经由原来的个别问题研究上升到系统的研究，由自在上升到自为。然而，系统的文化哲学研究在西方思想中尚属少见。特别是，由于文化概念的宽泛性以及文化哲学的实践品格，文化哲学的根本性质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当今中国学术界，文化哲学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然而，人们对文化哲学的理解仍然难以统一，以至于文化哲学研究在内容上已经被泛化：人们对文化哲学的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一门学科产生之初所具有的多元性，从而在认识上产生了一些混乱。这种情况很可能导致文化哲学自身的普泛化乃至逐渐消解，由此也成为中国文化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文化哲学的产生起自于时代的根本性变化，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意义关联于这一根本性变化。换言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总体现代化之成为可能，全球化所催生的“世界文化”理念以及人们对文化本身经验感受的迫切性，这三者是系统的文化哲学产生的催生剂。同时，文化哲学又以理论的自觉形态体现了这种时代的诉求。 前提之一：现代化的逻辑演进以及总体现代化观念的产生。遍布世界的现代化运动首先是从西方社会开始的。西方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从其肇始就伴随着一种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原罪”。资产阶级力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取代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要求人们把目光由遥远的彼岸世界拉回到现实世界，关心人的现世利益，于是在精神核心上以片面的工具理性取代了全面的理性概念。以此为核心精神的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激励了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并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创造了丰裕的物质财富。但是，这样一种现实主义却在对抗中世纪宗教神学的超验世界观的过程中走向极端，它消解了此岸与彼岸的张力，使得一种功利主义、物质主义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而产生，并成为伴随着西方现代化的“原罪”：现代化就是生产效率的提高、物质的丰裕——这是一种单维的现代化。这种单维的现代化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如，围绕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产生的因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而导致的自然的异化及能源、资源危机问题；围绕着社会与社会的关系而产生的资源的无政府竞争、国际经济秩序紊乱和世界安全危机；围绕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产生的人的异化、生活意义的丧失、个性的湮没等人的生存危机。 基于这种认识，西方世界普遍兴起了对现代化的反思热潮，以法兰克福学派的诸多成员为代表的社会哲学家、以佩鲁为代表的发展理论家以及现代化研究者，从各个角度对西方的现代化观念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一方面促进了传统现代化观念的解体及现代化的多元化，这种多元的现代化观念的支配作用使现代化实践呈现出多种样态。另一方面，从精神核心上，这种批判导向对与工具理性相对的生存和生存智慧等精神文化的关注；在现实层面，这种批判也促使一种新的现代化观念产生——一种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社会全面进步的现代化观念。这是一种与单维的现代化相对立的总体现代化观念。总体现代化观念的提出很快就得到了实践上的响应，西方种种以传统现代化观念为目标的“反现代化”运动，以及我国现代化运动中提出的精神文明和文化现代化建设问题，从总体上反映了这一趋向。总体现代化观念的提出和进入实践，意味着完整的生活世界和完整人这一人类“千年福祉”的实现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现实条件，并已经进入人类现实的历史过程。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场巨大的变革，是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性转换；这种生存方式的根本性转换将深深地影响人类的思想境界和理解方式，同时使得更加全面的文化视野展现在人们面前。 前提之二：全球化的文化逻辑以及一种超文化形态——“世界文化”理念的生成。现代化也同时伴随并促进了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必然带来各种文化形态的交流、冲突和融合，这种交流、冲突和融合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是以往所无法比拟的。全球化的基本矛盾是同质化和异质化的矛盾：在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借全球化之机，力图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和价值观念普遍化，同化与自己不同的第三世界的民族文化，由此而形成一种同质化倾向；与此相反，第三世界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感受到一种来自于发达国家强势文化的压力，于是纷纷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个性，以其个性与强势文化的普遍化相抗衡，从而形成一种异质化倾向。同质化和异质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初期坚守的不可调和的文化逻辑。 然而，同质化和异质化两种倾向之间不可调和的、僵死的对立，恰恰说明它们都不可能成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建设性逻辑。随着世界范围内各民族文化交往的拓展和加深，通过多元文化的相互作用，将形成一种建立在各民族共同需求基础上的统一的价值核心，全球化中的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观念的消极对立将被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理念所扬弃。以往在理论上被当作乌托邦观念、在实践上仅仅被看做一个界域性概念的“世界文化”，作为一种“超文化”类型，将第一次富有内涵并成为一种可经验的现实。“世界文化”既不是西方文化的一元化，也不是发展中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原子化，而是不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机整合，正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多种文化的星球》中所区分的那样，“统一性完全不同于一致性，它不是基于消除各种差别性，而是基于使这些差别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整合。”（拉兹洛，第231页）可见，全球化作为一种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结构性转换和理性重建，必将逐渐生成一种全新的文化经验、思想境界和价值依托，进而形成一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同时，这种全新的生存方式又使得理解全球化内在的文化冲突问题有了革命性的转换和彻底解决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