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理性普遍性的高扬。启蒙理性与科技的片面发展或所谓现代性带来人的异化，人的整全生命被肢解，人变成了理性的工具，人变成了物化的对象，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主体，人丧失了自己的全面性。针对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福柯在二百年后解释，启蒙即是“出路”。这种解读意味着：“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的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为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与此同时，每个主体对于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他本身就承荷启蒙和驱动启蒙。”① 杜维明先生认为，西方“启蒙心态”所代表的人文精神的特性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工具理性，而不是沟通理性，突出实用、功利。例如，富强是价值，不能富强就是非价值。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层意思是反对神性。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主要崇尚的是这种具有排斥性、侵略性的人类中心主义，即反自然、反宗教、反传统、反精神价值的现实主义、功利主义、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和单线进步观，而忽视了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礼仪、体现爱心的渠道、心性修养、民间艺术等的存在意义，甚至要消灭汉字、中医、古建筑等，取消具有民族性、民间性的丰富多样的宗教、语言、伦理、艺术、习俗。其实，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有深刻的意义与价值。五四以来成为强势的“启蒙心态”，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资源而使我们从容面对21世纪。我们应该有更高的人文关怀，更丰富的意义领域。生态环保、多元宗教的思考有助于我们反思“启蒙心态”。对启蒙价值——个性自由、理性、法治、人权等等，今天都需要作出重新思考和超越，并相应辅以群体公益、同情、礼仪教化、责任等价值。② 正如陈来先生所说，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于1958年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宣言，确实值得我们检讨，近年来对这个宣言也有很多讨论。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强势的意识形态是启蒙理性，启蒙理性渗透到各个方面。在那个时代，对于宗教、神话、艺术、哲学、民俗等前现代文明的解读，基本上是以科学至上观念作为参照系，孔德的神学、形上学、科学的三段论进化观成为解释学框架，当时就要以科学衡量一切，形成一种排斥宗教、排斥自然寡头的人文主义。蔡元培先生所说的“以美育代替宗教”，就表明宗教在当时已成为负面的东西。胡适之先生讲科学成了无上的尊严，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所以我们看傅斯年先生为中研院史语所制定的原则，他要把历史学建设得如同地质学和生物学一样精确，他说如果你既要讲仁义礼智信，又要研究历史学、语言学，那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就要开除出去，因为我们是科学的历史学和科学的语言学。这样一来人就不能有信仰，甚至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观念都不能有。那时包括新儒家人物，如梁漱溟、熊十力等，也是在同样的思想框架中讨论问题，所以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也承认我们没有科学；熊十力先生的《原儒》、《读经示要》为了阐扬儒家价值，就把古代科学发明都归功于儒家；这种讲法的框架和前识，也都是科学至上。所以史华慈说，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科学主义、文化守成主义等几个思想派别都在同一个架构之内运思，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乃至进步观都有关系。当然，现代新儒家与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科学主义的最大不同是强调中华人文的道德精神有安身立命的意义。 1958年宣言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唐、牟他们到香港后，才发现西方思想的深层意蕴和深厚价值还是来自宗教，于是他们才说我们也有宗教，宋明理学中就有宗教意蕴。所以1958年宣言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与熊十力、胡适之、冯友兰那些人要发掘中国的知识论、逻辑学乃至科学，从而与西方相媲美不同，唐、牟等人要高扬中国的宗教来与西方媲美。他们认为儒家的天和天道是具有形上的精神生命的绝对实在，天道有超越的意涵，超越的天道贯注于人生，成为人性，人性就成为既超越而又内在的天道精神，天道在“我”心中，“我”就是天道的显现，这就是宋儒的精神。天道是超越而内在的。关于“超越内在”问题，当然有许多是非纠葛，但无论如何，他们强调的是中国文化内蕴有一种和合性的、天人合一的、超越世界和伦理世界沟通的道德宗教精神。所以，在1958年宣言中，唐、牟等人所作的比较，参照系已经从科学转变为宗教。当然，不管这两代知识人对于西方的宗教和科学如何理解，其实西方的宗教和科学本来是分不开的，没有西方的宗教，哪来西方的科学呢？ 从近现代中国人对于宗教的理解，就可看出当时中西比较的潜台词。因为我们处在劣势状态下，为了取得一定的话语权，当然要与强势方面相比附。这就涉及儒学是不是哲学、是不是宗教等问题，乃至关于儒教的讨论。而所有这些问题或讨论，都与启蒙的背景有关。启蒙价值肯定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须接受的重要价值。自由主义和现代新儒家都批评中国前现代文明中与启蒙价值相悖谬的方面。因此，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以启蒙作为标准来评判中国本有的学术和文化，理解其正面与负面，我觉得都是具有合理性的。 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可以稍微超脱一点，用平等的心态来看待古今中外的传统。关于西方单一神的启示宗教、儒道同它的差别、佛学同它的差别等，非常繁复。过去连欧阳竟无大师也都承认佛学是非哲学非宗教，当然也说亦哲学亦宗教、超哲学超宗教。他的意思是说佛学不是对神的崇拜，释迦牟尼是人，佛教是无神论宗教，其中的潜台词是，佛教不能归结为宗教，因为宗教在当时是一个不太好听的名称。其实西方启蒙与它的宗教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简单化理解的启蒙精神却是排斥性的，排斥宗教，排斥传统，甚至排斥自然。我们现在的启蒙反思，在一定意义上还是要还原西方启蒙的本义，以及中国近现代借助于启蒙来批评自己传统的时候有哪些误区，有哪些不是平实地理解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的方面。“天人合一”现在被大家讲成是一种环保意识，这也是很危险的，“天人合一”绝对不是环保意识，它实际上是带有神秘性体验的、带有敬畏或信念的、对于中国大传统中具有神秘性和宗教性的天、天命、天道的崇拜。这就涉及反思启蒙还是要正确地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理性则是与敬天法祖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讲儒学，讲中国人文精神的重建，就离不开儒家传统中伦理层面、民俗层面、日用不知层面的背后都有一种深刻的超越的形上的存有，一种神圣感、使命感、责任感，一种如同《中庸》所阐明的凡庸与神圣的关联。现在大家都感到，尽管科学和知性的傲慢即将过去，但也还有人抱持科学、知性傲慢的心态，因此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现在更大的问题则是，儒家这种非制度化非组织化的人文教，在传统社会结构已经解体了的现代社会如何存在与发挥作用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