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06(2010)03-0083-05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形成有一个历时过程。脱离开这个历时过程，很难说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根源与实质。描述这个历时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克服信仰危机、树立正确信仰的前提和基础。 一、“五四”运动以降传统信仰危机 1840年的鸦片战争，英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泱泱中华帝国的大门，从此，中国这个走过几千年超稳定历史的封建帝国便乱了自己前进的脚步，正常的社会运转受到了外来侵略者的武力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不少仁人志士对中国的前途命运予以深切的关注和严肃的思考。但从整体上来说，这种思考尚停留在社会生活的物质层面。人们更多考虑的是从器物制度、科学技术方面“以夷制夷”，而对自己在精神生活方面赖以存活的传统精神文化信仰，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和动摇。随着几十年中国对外来侵略者反抗的节节败退，以及国内社会运转机制的急剧衰败，历史终以不可抗拒的事实向人们昭示：中华帝国的衰落不仅仅在于物质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更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颓败及由它哺育而成的信仰的迂腐。于是，一场反封建传统文化、根治迂腐之信仰的新文化运动终于如火如荼地爆发了，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五四”运动。应该说，“五四”运动真正地凸显了中国传统信仰的危机。 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形态多样，但以儒学信仰为主体。不论儒圣孔子当年创立以及后儒不断拓深发展的儒学本身是不是一种宗教（并无统一认识），都无碍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是一种信仰。所以，说到中国人的传统信仰，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儒学的思想观念。与儒学并称三教的佛教和道教也成为中国传统信仰的基本内容，但处于儒学这一核心的外围。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佛教作为不断中国化了的外来宗教，都与儒学思想观念密切相连，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既是儒学的印证又是儒学的补充。总之，经过数千年的演化锤炼，儒学成为内容丰富、论证精细、推理缜密的思想信仰体系。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人的传统信仰，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形态，从观念框架到行为准则，从内化主体到投射对象，是一个完整而圆融的有机整体。首先，作为一种思想原则，它的突出特征是混沌合一，即所谓主客合一的“内在超越”，体现在信仰本质所蕴含的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关系上，就是以社会消融个人，以现实消融理想。其次，就其信仰的对象而言，它是个人人生信仰和社会理想信仰的高度统一。它以现实的人生，以儒学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社会为信仰对象。儒学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圣人”的实现途径是贤人君子，于是，圣贤并举成为传统的理想人生境界。儒学的理想人格与其所信仰的“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是内在一致的。为实现理想人生目标和理想社会目标，儒学创化出了中国人代代相因的主体修养论——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内圣”而“外王”的个人人生信仰与社会理想信仰高度统一的运作机制。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信仰与其相应的社会境况相辅相成，它对社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凝聚和牵导作用。“古代中国的社会存在——对象理论——行为主体三者的相互平衡，并且不断地自我复制，稳定地循环达千年之久，使中国封建文明繁荣昌盛也达千年之久。”[1]但是，这一切也只是在“中国把自己看作世界”这一特定的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当西方的军事侵略、经济冲击乃至思想文化以不可阻挡之势向中国人展示出人类更为广阔的文明的时候（这里仅仅是指西方文化中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古老的中国文明和传统信仰，便只能在军事、技术乃至于社会制度的节节败退中，逐步萎缩直至土崩瓦解。传统的“内圣而外王”的个人人生信仰，虽令人钦羡，却从此再也无法持有；传统的“小康”、“大同”的社会理想信仰，虽令人神往，却从此再也无法执掌。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的关系错位、颠倒、紊乱，使中国人的传统信仰陷入危机。 二、“文化大革命”信仰宗教化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 中国人民在经历了百余年的社会动荡、生活不安和精神危机之后，心灵中饱含着强烈的信仰渴望，蕴藏着巨大的信仰热情。历史的大浪淘沙使共产党人在中华民族陷入全面危机的时刻，为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在中国的确立，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十月革命后到中共建党前，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成为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的信仰；第二阶段：中共建党到建军和开展武装割据之前，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形成自己的政治载体——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知识分子的信仰成为先进工人的革命信仰；第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到新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在险恶环境下以武装斗争夺取生存权并成为红色根据地人民的信仰；第四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并得到广泛普及。 透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后成为新中国人民大众的主导信仰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它并不像西方社会某些宗教信仰是从“文化之根”积淀和渗透于特定的社会而成为人们的信仰的，也不是仅靠理论的强行灌输和说服成为中国人民的信仰（毋庸置疑，从传播到确立首先是理论的深化与完善——一种真理性推进的过程，否则它不可能成为中国人民的新信仰），而是切切实实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在中国人民的社会实践中现实地生成的。把握不住这一点，就难以把握马克思主义信仰在中国确立并占据主导地位这一问题的实质。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的新信仰，乃是因为它在本质上就站在了人类信仰历史发展的“制高点”上；经受了理论的百般磨炼和实践的严酷考验，它既体现出了中国传统信仰的精华，又扬弃了中国传统信仰的糟粕，与中国人民的革命需要“一拍即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的感召和引领下，中国人民不但战胜千难万险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波澜壮阔蒸蒸日上。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们，都不会忘记那美好的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