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浩浩长河中，以游记和山水诗为主要形式的旅游文学好似一条支流，虽无奔腾浩荡之势，却也源远流长，清幽可爱。它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在它的发展历程中，有些什么引人注目的变迁？各时期旅游文学有何特点与价值？探讨我国古代旅游文学的源流演变对我们今天有何启示？这些便是本文打算论述的问题。 一、从旅行到旅游 人类在创建文明的进程中，与大自然建立了相依相亲的关系。他们中的一些先觉者，首先发现并认识了大自然的美。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夫子就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1]这已意味着， 山水之美已为聪明人和仁人（即“智者”与“仁者”）所认识和领略；而所谓“乐”，则是他们在对大自然的审美活动中所产生的某种快感。大自然的美妙神奇吸引人们去寻幽揽胜、历险探奇，于是便有了“游山玩水”。而往往与山川名胜融为一体的文物古迹也吸引人们去考察、鉴赏、瞻仰、凭吊，于是在游山玩水中又赋予了严肃深沉的内容。如此说来，自觉的旅游活动是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产生的。 然而真正自觉的旅游产生较晚。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从旅行到旅游的漫长历史过程。古时候，人们最初出于现实的需要，从事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或经商，或迁徙，或服役，或征战，或求学，或游说，或出使，都免不了远途跋涉，时亦经历名山大川；但这只能说是不得已的旅行或远足，而不能说是自觉的旅游，更不具备我们今天所说的旅游的意义。这样的旅行，在古代称之为“行”或“游”；这样的旅行者，则一般称之为“行人”、“游子”或“征夫”。春秋时期，“行人”还曾作为奉国君之命出使四方的外交官员的通称。《左传》就记载了不少“行人”的外交活动。他们受命出使，勤于“王事”，虽常往来诸侯各国，但与“旅游”实不相干。《诗经》中有不少抒写兵役、徭役之苦的征役诗，反映“征夫”被迫行役四方的内心苦痛。他们怅恨“山川悠远”[2]，哀叹“熖熖不归”[3]，即使历经佳山秀水，也毫无驻足赏玩的闲情逸致。孔子曾周游宋、卫、陈、蔡等国，那是为了传道、求仕，以行其政教。他还曾“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4]，登高望远顿觉胸襟开张，故有“一览众山小”[5]的真实感受，但其登山却并非以游赏为目的。孟子也曾“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6]。那只是为了游说从政，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 虽然周游列国，却并非从事自觉的旅游活动。至于诸子横议，奔走四方；策士竞进，游说诸侯，虽行历天下，也只可说是“旅行”而非“旅游”。 及至汉代，情况有所变化。司马迁发愤而作《史记》，年20即壮游天下，“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7]，可谓“周览四海名山大川”[8]。他为搜求和了解第一手史料而作游历考察，不辞劳苦地深入实地，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这样的周游，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显然已不同于一般的旅行了；因其游历始终贯注了自觉的意识，名山大川本身成了游历的对象。正是从这个意义说来，司马迁的壮游成为我国旅游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一般意义的旅行向充满自觉意识的旅游的发展。到六朝之时，旅游渐成风气。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集《文选》，在其“诗”、“赋”二类中，已有“行旅”、“游览”之目，与“畋猎”、“祖饯”等目并列，足见当时自觉的旅游已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描写旅游的诗文也已步入文坛，占有一席之地了。 从“旅行”到“旅游”经历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演变，那么，究竟怎样才能称为“自觉的旅游”或“旅游的自觉”呢？笔者认为，这至少应具备三项条件：第一，旅游的主体即旅游者具有比较明确的“游山玩水”或“调查研究”之类的自我意识。或者说，其登山临水、寻幽探胜是把游览、赏玩、猎奇、探险或吊古、考察作为主要目的，从而自觉地去从事这一活动。第二，旅游的客体即旅游对象应是在自然风光、人文、地理、历史、文化或风俗、民情等方面具有某种值得游览的价值。或者说，正是由于具有这样的价值使之成为佳山秀水、名胜古迹，因而产生了对旅游者的吸引力。第三，旅游主体向客体的全身心投入，亦即旅游活动的实际进行。这是旅游者为了实现其旅游目的而亲身从事的游历实践。在这样的实践活动中，旅游主体与客体融而为一，旅游者投身入大自然的怀抱，在对自然风光或名胜古迹的审美活动中获得某种快感，自己的精神境界也随之而升华。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据现有资料看来，我国古代自觉的旅游大约出现于汉代而兴盛于六朝。 二、旅游文学的产生 有了自觉的旅游活动，旅游文学的产生便有了客观的现实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同时并生。因为文学作品不仅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而且是作家心灵的写照，所以还有赖于作家的艺术创造。作家借语言作载体，以诗、文为形式，记游、写景、叙事、抒情或议论，在模山范水中渗透了他们的生活情趣和审美心理，字里行间充溢着他们的主观意识、审美个性和独特情感，这样就产生了旅游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