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种倾向：文化心理、历史逻辑和语言意象。就性质而言，文化心理和语言意象两种研究倾向主要属于研究内容方面的拓宽与深化，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文学为中心指向“外部”世界的研究，后者是从“外部”世界指向文学“内部”的研究。而历史逻辑的研究倾向则主要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转换。笔者以为，文学史研究革新质的突破点在于历史观、哲学观的更新，亦即思维方式的更新；未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思路。 关键词 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文学史研究 基本走向 倾向 从1904年林传甲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问世迄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历程已沿续了近一个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思想意识闸门的开启、“重写文学史”热潮的涌动，中国文学史研究革新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于是，这种革新的未来走向问题，便成了本世纪末文学界，特别是古代文学界，所共同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我们看来，文学史研究革新质的突破点在于历史观、哲学观的更新，亦即思维方式的更新；未来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走向在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新思路。 一 有论者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有三种倾向：文化心理、历史逻辑和语言意象。〔1〕就性质而言， 文化心理和语言意象两种研究倾向主要属于研究内容方面的拓宽与深化，其区别在于：前者是以文学为中心指向“外部”世界的研究，后者从“外部”世界指向文学“内部”的研究。而历史逻辑（即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倾向则主要属于研究方法方面的转换。在中国当前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状况下，方法的转换更具有深远的历史革新意义。 从文化或心理角度切入文学史的做法，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从历史的观点看，尽管一本书是一件完美、完整的艺术品，它却只是从无边无际的一张网上剪下来的一小块。”〔2〕前一句话强调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后一句话的意思可以用法国著名文学史家朗松的说法解喻：“文学史是文化史的一部分。”〔3〕至于孔子的《诗》可以“兴、观、群、怨”说（王化政教）， 孟子的“知人论世”说以及由荀子开启的“文以载道”说，亦可以视为广义的文化批评。不过中国古代文人“陋于知人心”罢了。 文化是人类生活方式的总和。“文化”一词的涵义是十分丰富的，它涉及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因此，说文学史是文化史，实际上已经包括了通常所说的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各种文学史研究方法。我国学术界用“文化心理”一词来概括某种研究倾向，其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一是为了区别于单纯的社会学、心理学或历史学研究方法，二是为了强调文化学总体研究方法中的心理学分枝。这种研究倾向的实质，是为了丰富文学史研究的内容，把文学史研究从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这一点作为文学史研究内容方面的发展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但仅仅如此，则意义也就不大了。值得说明的是，王钟陵教授在《文学史新方法论》中所阐述的文化心理路径同勃兰兑斯的理论有深刻而重要的区别，同时下流行的做法也有显见的不同。例如从民族思维发展的角度来把握文学史的进程、演变，就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心理与文学史之间根本性的内在联系。 语言意象的文学史研究倾向实亦有其“本源”。中国古代的章句之学，是由字到句再到章以至篇的文本细读，它包含着现代意义上的语言意象批评方法，只是在外在理论形态上有所不同。语言意象文学批评的近源应当是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文本细读原则而来的，其着眼点在文学的“内部研究”。用这种方法分析具体的文学作品是其长，而将之用于文学史的剖析则是其短。因此，用语言意象批评建构的文学史模式是不完整的，它只能揭示一些共时性的文学现象的意义，而无力于揭示一些历史性的文学史现象的本质。在实践中，这种批评方法并没能树立起成功的文学史典范著作。严格说来，语言意象批评只是与文学作品密切相关的理论，而不是与文学史相关的理论。要注意区别的是，新批评的语言意象分析方法与欧洲大陆所谓的“语言诗学”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探讨语言结构、功能、意义等的文论，后者是将语言视为“存在的家园”的文论，二者不相侔。 因此，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文化心理研究倾向虽然在文学史内容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并不具备革新的意义。语言意象研究倾向由于过份地关注文学的“内部”关系，因而成了一种封闭式的研究方法，从而失去了建构文学史模式的品格。当韦勒克、沃伦提出一种整体性的、历史性的“透视主义”文学史观时，他们其实已经超脱出新批评理论原则的樊篱（参见《文学理论》第十九章）。文化心理研究方法所建立的文学史与文化的关系是岛屿与海洋式的相互显隐关系：岛屿既突出于浩瀚的大海之上，又植根于深邃的大海之底；语言意象研究倾向所建立的则是冰山与海洋式的相互映衬关系：冰山漂浮于海面，却没有根基。比较起来，岛屿的前景显然是乐观于冰山。尽管如此，在实质上，两种倾向都是在进化论文学史观和实证方法基础上（如丹纳、勃兰兑斯那样），对文学史研究内容、范围方面进行加宽拓深的的一种“改良”，其路径在中外都是传统的，了无新意。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评价，这类文学史著作的增加是数量的增多，而不是质量的改变。关于此点，无须在此费舌去从我国近十年来涌现的一批文学史新著中一一指认了，相信有识者自能领会。 于是，在中国文学史学未来前景中，历史与逻辑统一的研究倾向便格外令人瞩目了。 在这方面，王钟陵教授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先锋代表。他以其震憾整个文学界的《中国中古诗歌史》巨著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突破，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革新的道路上树起了一座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正如傅璇琮、钟元凯所评：“从学术上说，王钟陵的这本书表现了重建科学的文学史观的严肃企向和尝试。”“一部有份量的学术著作一旦问世，一个新的参照座标就出现了，以往所有的成果都会在这个座标上或升或降地变换原先的位置。”〔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