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闲情偶寄》和他的戏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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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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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代号:J2
分类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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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渔(1611—约1697年),是我国清初一位杰出的戏曲理论家兼导演,是我国戏曲史上之集大成者。他的《闲情偶寄》对我国古代的戏剧艺术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总结,在戏剧理论的发展史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渔的《闲情偶寄》共六卷,包括两部(词曲和演习)二十一章五十三小节,自成体系。其中除编剧和导演理论之外,还涉及了声容、居室、饮馔、颐养等有关化装及演员的生活环境、营养和锻炼的事项。本文专就其编剧和导演理论作些评价和粗浅的论述。

      一、有胆有识的戏剧观

      在封建社会,填写词曲(实指撰写剧本)是如同创作小说一样,不受重视的。李渔一反世俗之见,开宗明义地指出那种认为“填词一道,文人之末技也”的观点是错误的。他宣称:“技无大小,贵在所精;才乏纤洪,利于善用:能精善用,虽寸长尺短,亦可成名,否则才夸八斗,胸号五车,为文仅称点鬼之谈,著书惟供复瓿之用,虽多亦奚以为!”

      他以王实甫和汤显祖为例,说他二人如果一个不写《西厢记》,一个不写《牡丹亭》,那么后世之人,谁复知其姓字?他断言“填词非末技,乃与史传诗文同源而异派者也。”这一论断是具有非常之胆识的。他指出:“从来名士以诗赋见重者,十之九;以词曲相传者,犹不及什一,盖千百人一见者也。”并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他不但在思想上重视剧本之创作,而且在行动上全力投入戏剧活动。他一生以戏剧为职业,带着以自己家姬为主要演员的家庭戏班子,“遨游天下”达40年之久,成了明末清初剧坛的盟主之一。在海内巡回演出的过程中,他自编自排,不断演出自己的剧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以致“天下妇人孺子,无不知有湖上笠翁矣。”这一事实本身就雄辩地说明了他所作出的贡献决不低于史传散文之作者。他那长达40年的编导实践,使得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写出自成体系的戏曲理论专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于戏剧的功能,李渔的观点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有裨风教”、“点缀太平”。前者偏重于劝善惩恶,因此他认为戏剧可以“代木铎”,“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后者则着眼于通过戏剧的娱乐性而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巩固,即所谓“莫道词人无小补,也将弱管助皇猷”。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他一生专写喜剧。其所写的《风筝误》的收场诗:“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杖头歌一阕。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令变喜成悲咽。惟我填词不买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皆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可作为其上述观点的活的注脚。虽然他以戏剧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有力工具这种封建文人的立场十分明显,但他对于戏剧的教育性和娱乐性的特点以及二者的有机统一,则确有深刻的认识和充分的估计。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对戏剧提出的一个核心观念,即:“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他认为“词曲佳而搬演不得其人,歌童好而教率不得其法,皆是暴殄天物,此等罪过与裂缯、毁璧等也。”这一提法正是既重视剧本创作,又重视表演和导演艺术的表现。他是深谙戏剧三昧的行家。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未曾明确提出戏剧是以演员的表演艺术为中心的综合艺术,但“填词之设,专为登场”的戏剧观念确已分明是自觉地意识到了剧作的舞台性以及观众需求的不可须臾忘却。正因为如此,他十分欣赏那种“案头场上,两擅其美”的剧作。他认为金圣叹批点《西厢记》尽管从文学欣赏的角度有很高的水平,然而对戏剧的舞台性却茫然无所知:“圣叹之评‘西厢’,可谓晰毛辨发,穷幽极微,无复有遗议于其间矣”。然而,“圣叹所评,乃文人把弄之‘西厢’,非优人搬弄之‘西厢’也。文学之三昧,圣叹已得之,优人搬弄之三昧,圣叹犹有待也。”

      从“填词之设,专为登场”这一核心的观念出发,李渔要求剧作者“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则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样就把戏剧创作和舞台演出实际密切结合了起来,从根本上揭示了戏剧艺术的特殊规律。

      二、专为登场的剧作论

      李渔深知戏剧艺术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舞台性,所以他的编剧理论就以此为出发点和依归。李渔的剧作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之为专为登场的剧作论,包括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曰结构论

      李渔论剧本创作,首重结构。他指出“至于结构二字”,“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倘先无成局,而由顶及踵,逐段滋生,则人之一身,当有无数继续之痕,而血气为之中阻矣。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处开户,栋须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就是说写作剧本之前,要有一个通盘的思考。

      李渔之首重结构,有别于他以前的戏曲理论家如王骥德等辈之首重音律。他突破了前人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戏曲毕竟不同于一般诗文,不是专门摆在案头供阅读的,而是要拿到舞台上演出的;如果没有能适应舞台空间与时间限制的结构艺术,就很难收到应有的效果。因此,在结构论上,李渔提出了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脱窠臼、戒荒唐、审虚实等一系列使剧本结构严密而完全的要求,其所包含之内容颇能体现戏剧艺术之真实的原则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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