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童年 1962年，我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起初我不叫唐骏，而叫唐竞。我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根据他的工作经历给孩子起名字。我哥哥叫唐政，因为他出生的那一年，我父亲开始从政，从一个普通工人变成了厂团委的宣传干部。我叫唐竞，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公室当主任。我弟弟出生时，家里已有两个男孩，爸爸希望能要个女孩，结果又是一个小子，所以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当我到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上学时，名字被正式改为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应该下午5点就下班的，但他们总要到晚上9点才回家。因为他们经常加班，每多干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母工作忙，鼓励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当时，哥哥和我没少干家务。弟弟出生时，我8岁，我给他洗了3年的尿布。 父母虽然工作繁忙，但很爱我们。每天他们回到家时，三个孩子往往已经睡下，但他们总要到孩子的床前看看、摸摸。蒙眬中，我感觉到父母轻手轻脚地走动，轻言轻语地说话。我母亲特别勤劳，而且善于持家。加班回家后，她会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通常是一盘青菜，炒好后放在桌上，留给孩子们第二天中午、晚上吃。母亲十天半个月会买一次肉，烧好后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青菜吃起来就有了肉的味道。这样的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总觉得吃不够。 虽然生活艰辛，但我的童年不乏亮色。我们家的家庭气氛比较好，我爸爸经常让我和哥哥给他朗读课文，然后大声表扬我们。妈妈对我们也很满意，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跑来跑去。所以，从小我就不缺自信心。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所住的弄堂，周围人都喜欢我，邻居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巧巧头”，常州话的意思是“聪明的孩子”。 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高潮，经常有群众集会，批四旧、学毛选，声势浩大。有一次，在工厂食堂开会，上千人坐在里面，黑压压的一片。为了体现毛泽东思想的深入人心，我居然也被选为代表发言。轮到我发言，我个子矮，爬不上主席台，爸爸一把把我抱了上去。那时，我认字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背下来的。我依稀记得，爸爸在旁边兴高采烈地看着我，我在台上讲得头头是道。为了加强语气和气势，爸爸还教我在中间加了些手势。 除了学校，在弄堂，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公园，里面有假山，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和小伙伴们经常往那里跑。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通常，捉迷藏游戏是一人抓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提出了新的玩法。抽签把小伙伴分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哪组就赢。游戏加入了竞争，变得更有意思了，因此小伙伴们都喜欢和我一起玩。 鹦鹉学舌的演讲，游戏规则的创新，父母的赞赏和小伙伴的簇拥，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让我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也许因为后来吃的苦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的每一天都是那么快乐。 苦涩少年 谁也没有想到，我的黄金时代在我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 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升入常州市第七中学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一定还是班长。正式开学的前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她办公室一趟。途中，我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可结果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人，空荡荡的。她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的脸瞬间涨红了，然后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老师的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将来在社会中能上能下。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但不管真相如何，这都让我大受打击，居然因此不想上学了。 而正好这个时候，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希望我和哥哥别上学了，在家帮忙。我感到了解脱的快意，而哥哥提出他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得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摇头。 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来说，一生难忘，影响巨大。 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冬天。 我13岁，读初一，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工。 每天早晨，我推着翻斗车来到大运河边，拿着簸箕从堤岸下到河边挑拣合适的砖石。它们埋在冰凉刺骨的河床淤泥中，用两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日后我虽然长到1.8米的个头，但那时又瘦又小。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石的簸箕举过头顶，勉强放在一人多高的堤岸上，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碎石倒进小车。寒风中，簸箕里的河水从缝隙里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衣服里，那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父亲告诉我们，自打家里第一个男孩出生后，他和母亲就开始拼命攒钱，十几年下来，已攒下2800元的巨款。“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