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0-05 1 福祉地理学的缘起、方法和特点 1.1 福祉地理学的出现 20世纪60年代人文地理学数量革命，引致空间分析的出现。70年代，社会学理论广泛应用到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来，使得人文地理学开始重视社会公正等伦理内涵。随后激进主义的出现对地理学缺少关注社会问题提出批评。如以关注地理解释著称的哈维(1973)也转向关注空间背景下的社会公正问题上来[1]。70年代以后，犯罪地理学和医学保健地理学蓬勃发展，人文地理学的研究视野逐渐拓宽到民生福祉改善和人民生活等问题。纳斯(1973)认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各种区域政策对社会福祉的可能影响[2]。Smith(1973)[2]和Knox(1975)相继提出“社会福祉地理学”[2]，标志着“福祉”开始成为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福祉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文要素，成为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福祉地理学开始出现。 1.2 福利地理方法的提出 福祉地理学出现之后，Smith(1977)提出了福祉地理学的“福利地理方法”，并将之应用于评估各地区居民生活水平及福祉水平，研究各项政策或决策对改善福祉和生活水平的作用[2]。“福利地理方法”的核心是“谁得到了什么？在哪里得到？以及如何得到。其中，“谁”(who)包括人口、阶层及其种族、民族等变量；“什么”(what)指的是人们所享用(或忍受)的各种好处(或坏处)，主要包括收入、商品或服务等福祉表征要素，如生活水平指标、营养指标和各种福祉指标；“哪里”(where)反映的是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和分布状况，“怎么样”(how)是指福祉水平空间差异的产生过程[2]。我国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李旭旦(1985)曾把史密斯的“福利地理方法”概括为“何人在何处获得何物”[3](图1)。需要说明的是，福利(welfare)和福祉(well-being)是一对复杂而有区别的“孪生”概念，普遍认为福祉是良好的生活状态，比福利的内涵更广泛，而福利是指人们追求幸福而获得的利益。所以，“福利地理方法”仅用来特指Smith提出的“Who gets what，where，and how?”(何人在何处获得何物)，和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不同，后者包括前者，范畴更为宽泛。如何在福利地理方法基础上进一步探究福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需要人文地理学者深入研究。 1.3 福祉地理学的研究特点 福祉地理学研究福祉和生活质量不是研究单个个体的生活，而是研究地区、地方或区域的福祉、生活质量等相关问题。Nicholas(1982)指出，福祉地理学研究地球表面一定区域的生活中，即在一个给定社会和地区福祉的必需条件获得等[4]。Coates(1977)等认为，福祉地理学研究区域间的生活质量和福祉的空间非均衡性[5]。Smith(1973)认为福祉是一系列影响因子的产物，他对美国福祉水平空间差异进行了定量评价[6]。 整体来看，福祉地理学至今仍未受到学界的足够重视，其研究特点也未曾有人进行过总结。本文从散落的相关研究成果[2,7]归纳如下：①福祉水平、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等都是福祉地理学用以描述各个区域人们生活状态的术语；②福祉地理学研究关注福祉的空间维度或空间属性。人类从要素或物品的空间分布中获取福祉，又关注福祉的地区差异，通过地区之间福祉水平的对比，分析各地区福祉水平的特点；③福祉水平的空间差异不是静止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形成演化过程；④福祉地理学关注区域发展中的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公正，强调将“平等”和“公正”等价值判断拟合到人类活动的空间安排之中；⑤福祉地理学研究的政策涵义体现在为福祉水平较低地区提出改善对策。 2 福祉地理学的研究路径 2.1 GDP扩展路径：经济福祉的定量评价 GDP扩展路径最为关心GDP或GNP增长如何准确反映福祉改善。主要有3种范式，一是围绕GDP的修正；二是考虑收入分配；三是可持续经济福祉指数。埃里克·诺伊迈耶指出GDP范式的缺点主要在于没有考虑家务劳动的价值和收入不平等的福利后果，及没有包括环境恶化对福祉的影响[8]。一些学者注意到了收入分配对福祉的影响，如Carola等对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和福祉的研究发现，考虑了收入分配的福祉测度对转型国家与中等收入国家之间的福祉比较具有重要影响[9]。Roberto等采用人均GDP指标计算“森指数”，分析了欧盟区域福祉空间分布[10]。戴利等(1990)提出了可持续经济福祉指数(ISEW)[8]；此后许多学者运用ISEW指数进行了实证研究。如Jackson等(1996)对瑞典1950-1992年可持续经济福祉指数进行了研究[11]；Matthews等(2003)对英国威尔士1990-2000年可持续经济福祉进行了考察[12]；Andresj(2006)对西班牙1980-2001福祉变化进行了分析[13]。Kirk(2003)提出了总财富和人均财富变化测度框架，提供真实储蓄率测量的综合的经验估计[14]；Osberg等(2002)从平均消费流、财富存量、公平性、经济安全等方面构建了经济福祉指数并对经济福祉进行了评价[15]。 国内沿着GDP扩展路径的研究主要是在国外研究基础上的一些实证研究。如袁志刚等(2006)采用“森指数”对中国1978-2004年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对福祉的影响以及城乡间的福祉差异进行了研究[16]；向书坚(2007)将真实储蓄率应用于评判福祉水平可持续性[17]；王树同等(2005)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的低经济福祉问题进行了探究[18]。整体来看，国内对经济福祉的定量评价研究成果较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