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地图看中国的疆域及其观念

作 者:
林岗 

作者简介:
林岗,男,广东潮州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历史上存在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系统:一个是“禹迹图”系统,另一个是“一统图”系统,古地图有“本部中国”和“周边中国”观念系统的分别。这种历史上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两种关于中国疆域的观念,反映的正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共处东亚大陆而相互冲突和融合的状况。冲突和融合的漫长历史塑造了那种有中央属土和周缘边陲之分的疆域观念。经过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解放运动,本部与周边划分的历史痕迹正在消退,中国由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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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9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0)03-0047-10

      流传至今而能够反映古人在国家规模上认识自己所生活的地理空间的早期地图,是北宋人制作的。当然,北宋人绘制的地图也承继了唐代甚至更早时代对地理空间的认知、经验和疆域观念。年代越早,流传下来的古地图就越罕有,本论选取由北宋迄清代有代表性的古地图为讨论对象,配合历代正史中地理志和方域志的记载,讨论中国疆域及其观念的变迁以及由历史上中国的疆域问题伸延而来的相关问题。笔者以为,历代古地图最能够显示古人对自己疆域的那种独特的观念,它们是理解古人关于国家疆域及其观念的最重要的资料。古地图有文字记录所缺乏的那种直观性,它凝聚着更直接的空间经验;从古地图入手探讨古人的疆域观念,可以避免文书记录固有的模糊性。

      经过研读和索解历代古地图,笔者看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古地图的制作显示有两个关于“中国疆域”的系统存在。它们相互关联,又互有区别;它们既是对“中国疆域”的认知和经验,可是两者又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历时的王朝控制的地理区域有所变化的那种不一致,而是对“中国疆域”本身存在不同的观念。在地域上,它们描述的版图是不一样的。一个可以称为“禹迹图”系统;另一个可以称为“一统图”系统或“大一统图”系统。“禹迹图”系统所描述的疆域,基本上相当于“九州”、“赤县神州”等概念所指的版图,即长城以南,横断山以东广袤的东亚大陆。而“一统图”系统所描述的疆域,除了包括上述地区之外,还加上长城以北若干游牧民族活动地带以及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广义的西域地区。前者是秦汉以来中国疆域的核心区域,为论述方便,姑且称为“本部中国”,后者核心区域除外的广阔地带是中国疆域的周边区域,姑且称为“周边中国”。历经清朝的统治和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周边中国”逐渐融入“本部中国”,变成与“本部中国”一样具有相等主权意义的国家版图,中国也因此由一个具有“朝贡秩序”的王朝国家演变成现代民族国家,即现今的中国。当然,此是后话。本文的基本论点是提出这样一个历史上存在的关于“中国疆域”互有不同的观念系统,以及尝试分析这两个疆域观念蕴藏的历史内容及其丰富的文化意味,为学界关于“中国疆域”的讨论进一新解。

      描述“本部中国”疆域而最值得讨论的古地图有如下几幅:绘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至绍圣元年(1094)的“禹迹图”;北宋宣和三年(1121)荣州刺史宋昌宗重立石的“九域守令图”;南宋地理学家黄裳绘制由王致远于淳祐七年(1247)刻石的“地理图”;绘制于明正德七至八年(1512-1513)的“杨子器跋與地图”;以及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印后由一不知名的朝鲜绘图者摹绘增补的“王泮识與地图”。①

      单看地图的取名就很有意思,这些名字显示了它们与渊源深厚的地理历史传统的联系,超越了一朝一代的暂时性,表示了这片地理空间恒久如斯的意味。“禹迹”无疑就是悠久传说中那位超人英雄大禹,跋山涉川,疏治洪水,划分州界,确定疆土的人物所走过的地方。历经千年传闻,大禹的事迹早已深入人心,被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奉若神明,由他的“足迹”代表这片疆土的共同归属,除了政治意味之外,更添一层文化的含义,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同样,“九域守令”也有相近之意。“九域”就是大禹所划分的“九州”之域,“九域守令”寓含地图的作用就是更好守牧这片大禹遗产之意。宋代流传下来的类似地图,还有称作“禹贡九州疆界图”、“圣朝元丰九域图”、“帝喾九州之图”等。②用禹迹和九州来表示疆土的含义,说明人们的地理观念已经把历史、文化和地理活动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它所指的地理区域的归属已经获得高度的认同。在明代的地图中,“禹迹”一名已经不用,由南宋“地理图”取名可以看出,绘制者倾向于用更有地理含义,更客观的名字来为图命名。笔者相信,这是由于以国家为代表的人文地理活动已经难以再用“禹域”的传统概念来规范而造成的,它明显跨出了“禹域”。

      “禹迹图”是一幅非常精美的地图。制图者使用纵横的网格线显示比例来确定任意两地之间的距离,故图的上方有刻字:“每方折地百里,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阜昌七年四月刻石。”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和东南沿海海岸线的表示,以那时的制图水平来说,已经是准确度非常高了。清代之前,许多地图都不及它水系示意得精确。但这幅图无山脉标示,地名稀少,亦无长城。李约瑟说它“在当时是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③,恐怕是有道理的。地图所显示的地理内容,的确如图名说的那样,凡“禹迹”所到之处则较详,而“禹迹”所未到之处则简略,甚或不载。图纵72格,横68格,北以黄河河套地带为端;因为《禹贡》提及弱水和黑水,图的西端远及瓜州和流沙;西南只标有一条似流向南方的“黑水口”。这些地带本有丰富的周边民族活动刻下的地理记印,而制图者完全没有涉及,所以图的北、西和西南端除了河流和极少量地名就完全是空白。这只能解释为制图者刻意为之,因为这些地方缺少“诸夏人”的活动而不属于“禹域”,为“禹迹”所不及,于是就屏诸不论。尽管绘制者没有标出边界,但是,看到那些空白的地方,当然就联想到无人烟的荒远绝域,那里自然就不是“禹域”了。制图者观念中的疆域所指是很清楚的,它就是“禹域”。制图的目的无非要使“禹域”有一个直观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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