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机制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刁琳琳,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空间规划与土地经济政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 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内容提要: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式机理、效应机制进行阐述,分别从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劳动力空间配置对提高要素利用效率的微观机制,及传统经济学考察经济增长目标的宏观层面——产业结构、就业和居民收入来讨论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发展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对城市重构效应的经济学解释,丰富中国城市空间的研究体系。分析表明:①城市空间集中和分异是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②土地利用和分配过程导致城市地域分异,而城市空间增长的区位形态决定土地功能结构,土地价值空间分布也相应发生变化;③生产空间再造引起的劳动力地域重组是引发城市重构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区位过程应遵循效用平衡条件,避免空间失配造成的效率损失;④每一轮城市扩展都将带来居民收入的提升,城市重构应为低收入居民在居住空间上预留适当位置和配置合理资源。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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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5-0087-08

      城市空间重构表现为城市空间增量的拓展和存量的更新与重组,它通过改变城市用地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并直接作用于经济要素空间布局的区位、方式和形态,在增长区域实现要素最优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在传统空间经济理论研究中,经济增长一直被作为城市空间增长的动力机制来探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聚集经济下城市的增长路径以及对以土地利用、人口和就业分布为特征的城市形态演变的测度,空间重构对于经济增长的效用研究却是一个鲜有述及的主题。中国城市正在经历新一轮的空间重组,这个过程中,城市形态演变、空间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方式都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推动或制约,城市空间重构面临如何高效集约地利用空间资源,如何把握重构的规模、方向、时序等选择性问题,这些都是在服务城市经济增长的前提下亟需在规划、管理理念方面研究与解决的问题,使得这一研究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 相关研究评述

      理论界早期对于城市的研究是分别从空间和经济两个方面展开的。在已有成果体系中,空间结构理论很早便建立起来,而且已经相当成熟。但是早期对城市经济问题的研究却往往暗含抽象掉空间影响的假定,这是因为“空间经济两个最重要的特征——运输成本(交易成本的一种形式)和生产与消费中的递增收益(本地公共财货)在标准的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w)一般均衡模型中双双被抽象掉了”[1],而“只有当运输成本与可变的或递增的规模收益同时具备时才可能存在着某种在经验上有意义的区位均衡”[2]。

      西方发达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起发生的大规模城市郊区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城市形态、演变趋势、动力机制、蔓延的影响后果以及精明增长(Smart Growth)对策等研究[3-6]。时至今日,西方对于城市空间经济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已取得显著成果,并区分为两大体系:第一,以阿伦索土地竞租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首先在经济领域引入空间变量,探讨自由竞争条件下最低成本的区位均衡;第二,城市增长理论——分析空间聚集效应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典型理论,主要有三类:一是高弘宫尾[7]采用动态分析考察城市经济空间的稳定性与动态过程;二类贝克曼在劳动分工基础上有关聚集经济作用下城市经济增长规模和影响范围的理论分析;三是以鲍莫尔累积非均衡增长模型为代表,分析空间聚集的经济效果给城市增长带来的累积式影响。

      中国的城市发展经历了历代经济转型时期,在其演变阶段、市场化程度、制度基础等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国家。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主要关注城市空间扩展的内涵、特征、机理描述以及扩展对城郊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对城市形态和空间扩展的定量研究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和方法,这其中,单一城市空间扩展模式及机理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和城市地理学关注的重点[8-13],而李强、杨开忠在“单中心”城市模型.的基础上,引入规制变量构建北京城市蔓延的城市经济学模型,进而解释转型时期北京“摊大饼”蔓延的原因[14],成为这一时期城市空间经济理论应用于中国城市具体实践分析的有效范例。最近十年,中国城市的空间重组在全球化和新经济条件的大背景下,以传统城市核心区向边缘区的人口扩散和就业转移为主要特征,原有计划体制下构筑的城市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和束缚性也日益凸显,城市空间结构震荡的规律性、周期性问题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关注,代表性研究是顾朝林等[15]将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作为城市外部环境,从集聚与扩散角度对我国城市生产空间、劳动力市场和居住空间的联系进行探讨。这方面研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问题有:相关理论和实证文献较少,参与实证研究的城市十分有限且过于集中;空间特征被分散提取,缺乏系统整合,体现为对城市形态、土地、人口等的特征描述和评价较多,对空间变化引致的综合社会经济效果的分析较少,尤其对转型时期城市空间重构的研究缺乏理论和模型支撑。而西方1960年代以后的理论与实践进展已不仅仅局限于简单的形态测量和结构演变模型,而是综合了城市空间微观测度、经济特征、社会阶层分布、制度福利等要素的效能评价模型,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研究需要结合自身特色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以寻求新的突破点。

      2 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经济增长效应的模式机理

      城市空间重构对城市发展的驱动是多层面的,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城市空间结构是最经典的解释城市结构的理论[16]。现阶段中国的城市空间重构,是一个集中与分异趋势并存的过程,更是一个经济利益重构与社会分化的过程。新城市经济学将城市发展解释为特殊要素和生产能力在某些地区集中的一个过程,即地理和增长的关系必须在经济理论中得到反映,因此,区位和集聚自然成为城市空间的经济增长分析所关注的两个要点,即基于传统经济区位论,寻找区位空间的层次性和相关性,进而由城市内集聚和城市间分工形成城市产业集聚地带和多样化的经济分区,这两个方面恰恰也是现代增长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增长的动力(见图1)。城市空间越集中、关联度越大、市场供需机制在空间配置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经济增长对空间结构变动的响应就越敏感;而多样化的经济功能区则有利于维持城市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互补性。图2-1、2-2、2-3分别在竞租理论、成本效益理论和聚集理论下对城市空间重构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理论诠释,这里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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