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哲学》看白眉初的地理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马丽,女,1984年生,四川省阆中市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环境政策,北京 100084;方修琦,1962年生,吉林省前郭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环境演变影响与适应、自然灾害和地理学史的研究,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自然科学史研究

内容提要:

白眉初是我国从古代地理常识向新时代的科学地理学过渡阶段,大力传播地理学知识,承前启后的启蒙者之一。《地理哲学》是代表其地理思想的重要著作。从该著作中可以看到,白眉初坚持地理学的自然科学学科属性,并认为地理学具有“理体文用”的特点;同时,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具有宏观性、变化性、时效性和很强教育功能的学科,主张从人地关系视角进行地理学研究。白眉初《地理哲学》中的许多思想均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期刊代号:K9
分类名称:地理
复印期号:2010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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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回日期:2009-12-04

      中图分类号N092:P9-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224(2010)02-0177-08

      白眉初(1876-1940年),原名月恒,我国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他于1876年10月出生于河北卢龙县(原直隶永平府),1891年就读于永平府敬胜书院,1909年毕业于北洋师范学堂史地专修科,先后就职于天津直隶女子师范学校、京师女子师范学校和北京师范大学,讲授地理课程;是现中国地理学会前身中国地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并曾任中国地学会创办的全国第一家地理刊物《地学杂志》编辑部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地理部教授兼主任;是我国从古代地理常识向新时代的科学地理学过渡阶段,大力传播地理学知识,承前启后的启蒙者之一,对我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起到过很大的影响,在地理学界受人尊敬推崇。

      白眉初毕生致力于区域地理、人文地理的研究和地理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识渊博,一生著述颇丰。主要代表作品有《中华民国省区全志》、《最新物质建设精解》、《新建设时代中国地理》、《中国人文地理》、《地理哲学》、《边疆失地史略》等。

      《地理哲学》[1]一书出版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是白眉初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教授期间的著作,同时也是其中后期的代表著作之一,竺可桢评其“立论不落窠臼,处处引人入胜,令人思索”[2]。全书较为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他对地理学理论的认识,蕴涵着许多独到的观念,对深入理解其地理思想有着重要意义。

      1 对地理学学科性质的界说

      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传入对中国传统地理学产生了一定冲击,观念上的碰撞使得中国学者有必要对地理学进行重新思考和定位。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地理学者对地理学理论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讨论的主题包括地理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地理学的学科体系等,这些探讨对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3]。白眉初在《地理哲学》中详细阐释了他对地理学学科性质的认识,并将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进行了界定。

      1.1 地理学是“理体文用”的自然科学

      白眉初明确指出地理学的自然科学(理科)属性。他认为,地理学兼具理科和文科的因素;但一门学科,须在学科分类中有明确的归属,“或文或理,必有所归”①,不能“兼称并括”,以免造成笼统混淆,以至于“埋没科学之真理,且导引思想入于歧途”。地理学由于其研究的对象多是理科所研究的对象,“凡百理科之所研究,罔弗求之于地理,是地理即为一切理科物质总汇之府”,所以“地理宜属理科”。白眉初进一步认为,对于地理学而言,理科的因素是最主要的,文科因素较少,“人文之部分与博大无伦之地体相比拟,殆有不足”。地理学之所以涉及文科因素,是因为它“猎取文科上之名词,述其在地表上之分布”,而本质并非文科。比如:地理学在描述行政区划时,“绝不涉及政治经济之学理,只揭水陆表面上国界州界之分割”;在描述民族、人种的分布时,“绝不涉及生理、社会等科之学理,只揭寒温热带、高原地原、沙漠腴野人类之散居”;探讨教育、经济等的分布时,也都只揭示其分布,不涉及各学科的学理。在地理学中,“理主文奴、理多文少、理本文末、理实文虚、理源文委、理固文流、理干文枝、理常文幻”,因此地理学应该属于理科。

      在此基础上,白眉初进一步提出了地理学“理体文用”的观点。他认为,地理学具有“理科为其体,文科为其用”的特点,即是说地理学立足于自然科学,有着不同于文科的研究视角和手段,又通过社会科学这种介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这与当今地理学作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桥梁的认识也有着相似之处。

      1.2 地理学因其独特研究视角而“涵盖百科下,却有划界自存之风”

      作为一门学科,应该有其研究对象和着眼点,以区别于其他学科,“这样才能有所分工,相互补充,使地理学得以沿着一定的航向前进,为整个科学的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4]而地理学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19世纪中后期,随着许多部门(或称分支)学科,如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等的相继出现,暂时陷入了学科独特性的争论之中。地理学是否能够成为有组织、完整而独立的科学,成为了19世纪末以来,科学争论中的一个大问题[5]。

      西方近代地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等人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揭示出地理学的独特性。李希霍芬强调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地球表层,也必须限于地球表层(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相互接触的地方)[6],以此把研究整个地球球体的学科和地理学区分开来,即是,地理学“对地球的独特兴趣就是对地球表面的独特兴趣”[7]。

      和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比较,白眉初对地理学特性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认为地理学具有独到的研究对象,而是从研究视角方面提出了地理学与邻近学科的区别。他认为地理学是一门具有独立性的科学,有着与其他学科不同的研究领域。当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等部门科学从地理学中独立出去后,白眉初认为地理学仍然有着“不许百科插足”、同时也“不侵越百科”的独特研究方向。他认为,地文、地质、海洋、气象等学科所研究的空间分布,主要是各部门学科单纯的自然因子在地理上“分布之通理”,而地理学研究的空间分布,侧重于不同地理分布上地文、人文相互关系的探讨。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可能与其他学科有重叠的部分,但地理学的研究视角,却具有独特性,所以他说地理学“涵盖百科下,却有划界自存之风”。

      基于此,白眉初提出了地理学研究的两个层次。第一是“记忆地理学”。这是对传统地理学的概括,重在对不同地区的各地理要素进行“详搜类析”,不但要罗列、描述,还需要归类、总结。第二是“理论地理学”,需要对上一个层次的传统地理的内容“深究其理”,探索一般规律,解决科学问题。上述认识与西方近代地理学的认识相似。从中也可以看到,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在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传统的地理学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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