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日期：2010-02-06 文章编号：1000-0585(2010)05-0947-12 1 引言 作为科学体系一个门类的地理学，其理论和方法论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影响。地理学被视为一门空间科学而有别于其他学科的主张，是源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前苏联著名地理学家阿努钦(Vsevolod Anuchin)在回顾地理学思想史后总结道：“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的地理学理论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与哲学相联系。地理学的理论概念都反映出某些哲学家的观点，而哲学家也广泛利用地理资料来论证自己的观点。”[2]从二战后地理学发展历史来看，哲学和其他学科对地理学的影响，以及地理学对它们的影响也越来越趋于频繁和强烈，这使以往横亘在地理学和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那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作为专业化的一门学科，地理学又有其特有的传统和优势，美国地理学家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tison)曾归纳了地理学的四个传统：空间分析、地域研究、人地关系、地球科学[3]；著名地理学家布劳特(James Blaut)认为还存在地图学、行为地理学两个传统[4]。这些传统和优势是由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地理学家不断奠基、继承和发扬，所谓“地理学就是地理学家干的事情”[5]，这似乎意味着职业素养的严格要求而使地理学显著区别于其他学科。 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界线到底应该严格保持还是有所放宽？讨论这一问题对当下我国地理学界尤为重要。相比较而言，西方地理学界对地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问题并不像我国这样强调，其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程度和接受哲学和社会思潮的强度远高于我国。这可能是因为二战后的国外人文地理学划归在社会科学里，而我国人文地理学与自然地理一样都归于理科。也许从整体科学或哲学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更好地回答这一问题。但这又使地理学家面临两难抉择：如果只努力提升到哲学层面，可能会陷入“脱离实际”或“抽象空洞”；如果只关照具体地理学命题及实际问题，则可能流于“井蛙观天”或“长于事实，短于理论”。在哲学与地理学所构成的天平的两端，地理学家必须小心翼翼地维持某种平衡。地理学方法论或许就是这种平衡的产物。 在影响地理学方法论演进的诸要素中，地理学家和哲学(或科学哲学)无疑是最为关键的两个。本文将地理学家的价值判断、目的等方面归为主观范畴；而哲学或科学哲学，因其相对地“外在于”地理学，也就是相对地理学这个设定的“主体”而言，它是一个客体，所以我们将其归为客观范畴。其中，能不能和应不应该引入价值判断，是主观与客观问题的焦点(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价值判断！)。本文首先分析科学发展特征和趋势、科学方法论演进历程及其对地理学方法论的影响，然后阐述价值判断与地理学方法论的关系，最后归纳总结主客观范畴结合的地理学方法论的涵义。 2 科学发展的特征和趋势 2.1 科学研究的专业化特征 某种程度上，科学是发现新的研究对象，并随着它的研究对象的变化而不断演进的事业。从科学史的角度看，科学发展的时代特征非常明显。亚里士多德是整体科学体系的构建者，而牛顿和爱因斯坦则是作为科学的一个门类——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物理学的建设者。这当然不是因为后者的智力和才能不及前者，而是科学发展越来越趋向专业化的要求使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20世纪初期就指出：“科学已经进入一个先前所不知道的专业化阶段，并且这种情形将永远保持下去。不仅外在的而且内在的事情都站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即个人只有在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专家的场合，才能在科学领域获得某种关于真正完满的东西的确定认识……一种真正确定和卓越的成就，在今天总是专业化的结果。”[6]对这种专业化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学科体系划分的重要意义，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的最后集大成者——康德，做出了这样的阐发： “科学进步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把各自不同的原则相互分离出来，把每条原则纳入一个特殊的体系，使他们各自构成自己这一门科学，由此而防止由混杂所产生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可能会分辨不清，在这两类原则中，局限性的方面以及在运用这些原则时所可能产生的混淆性方面应当归咎于哪一类原则。”[7] 从当代科学发展历史和趋势来看，康德和韦伯对专业化学术分工的阐述具有准确的预见性。作为一种特殊劳动分工形式的学科或学术分工，必将随着科学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演化而趋于精细化。 2.2 专业化的主要弊病及地理学家等的反思 毫无疑问，专业化现在仍然主导着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科学发展的进程。但专业化是一把双刃剑，它不但在学术上产生了“纵”向分割和“横”向分割的不良倾向，即历史研究与现代研究的割裂，各学科及其门类之间的割裂；而且也伴生着狭隘的科学观和排斥效应。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他的那篇经典论文中充分揭示了这一问题： “面对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混乱，地理学在最近的年代已趋于分化，企图以其各部分更为狭窄的专业化来挽救自己。然而，它在这个方向上越是取得成功，其方法越是投合铁板一块的、教条的实证主义，其各个部分越是容易被吸收进某些同性质的分析性学科(自然地理学者进入地质学，区位论者投奔经济学，空间选择论者靠拢心理学，等)。这样，地理学者们失去了他们作为知识的空间方面的综合者而存在的理由。同时，他们越是变得专业化，他们离构建大众地理知识的过程越远。”[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