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的区域差异与空间格局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0)01-0105-06

      1 问题的提出

      绩效评价对任何一种类型的组织和管理均具有重要意义[1]。城市是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城市发展应以追求效率为目标[2]。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以整体城市建设为核心的城市旅游开发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和学者的重视，特别是珠海、大连等城市旅游开发的成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城市旅游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3]。文献检索结果表明，早期的旅游企业经营效率研究主要发生在美国，学者往往利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ement Analysis,DEA)对酒店效率[4-7]进行研究，得到美国酒店产业经营管理的效率较高的结论。随后，欧洲学者也进行了类似研究，并得到规模和区位是影响效率主要原因的结论[8]，并提出了提高生产力、吸引外来投资等提高效率的措施和方法[9]。此外，旅游效率研究还涉及旅行社[10,11]、旅游交通[12-15]、旅游景区[16]和旅游城市[17]等。近年来，中国学术界也开始对不同区域酒店[18-21]、旅行社[22]的相对效率进行了测算和比较分析。但研究大多尚停留在现象描述阶段，缺少基于中国国情的对效率影响因素的解释，尤其缺乏效率来源和产生机理的系统分析和理论解释，以及从地理空间角度的区域对比研究。在资源投入持续增长的背景下，中国主要城市的旅游效率水平如何？区域之间存在哪些差异？在空间分布上具有哪些特征？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但有助于对城市旅游绩效差异进行刻画，而且对不同地理空间和区域城市旅游发展资源投入政策的制定具有导向意义。本文尝试将城市这个复杂的综合体作为生产单元，利用管理学中常用的DEA方法，通过区域比较和空间分析的方法对旅游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解释，试图从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对旅游地理学的效率研究有所贡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DEA是一种对若干同类具有多输入、多输出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简称DMU）进行相对效率与效益比较的有效方法。特别适合城市旅游生产这种具有多输入、特别是多输出的问题[23]。根据DEA思想，城市旅游效率评价的本质是将这些城市作为实际DMU，通过达到DMU的Pareto最优，旨在寻找一个包含所有城市旅游生产集的最小凸锥，该凸锥的边界就是“生产”的最佳前沿面，把所有城市旅游的生产可能性集同这个最佳前沿面进行比较，最终得到各自效率的测度。DMU效率计算可以分为投入导向、产出导向和技术可行导向三种等价的计算方法。考虑到城市在旅游产业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可控制性，本研究采用在产出既定条件下不同投入组合的投入导向模式。其数学表达如下：

      

      根据效率研究的通常做法，在对模型分别引入不同的约束条件后，可以得到满足规模收益不变的DEA模型、规模收益可变的DEA模型、非递增收益的DEA模型和投入减少假设条件下的纯技术效率，并分别求得最优值，在此基础上计算利用效率和判断在规模无效率时城市旅游效率处于规模收益递增阶段或递减阶段。最终，城市的旅游效率可以分解为：①规模效率，要素投入组合的规模效率；②技术效率，实际投入到产出的转换效率和③利用效率，指以最优成本进行投入的最佳分配组合。总效率在数值上等于该三项效率的乘积。

      2.2 对象选取

      《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对60个城市的旅游发展水平进行了长期统计，这些城市或者是各省、市、自治区的省会城市，或者是著名风景旅游城市，因此，被称作“主要旅游城市”。2005年，这些城市的旅游外汇收入达到173.51亿美元，占当年全年旅游外汇总收入的67.41%。从城市地位和旅游收入的比例关系上看，以这些城市为对象进行旅游效率计算，基本可以反映我国主要城市旅游效率的真实发育水平。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数据包络分析计算要求数据必须为非零值和非负值等约束条件，60个城市中，延边和拉萨的统计数据不完全，本研究最终将对象选定在除这两个城市以外的其他58个城市，这58个城市占2006年中国设市城市总数的8.77%，分布在大陆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市、自治区，总体上看，所选城市的空间分布上也基本符合中国城市的实际特征。城市名称及其空间分布如图1所示。

      2.3 指标选择

      使用DEA方法测量效率结果的正确性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测评过程中所使用的投入和产出指标[24]。本研究将城市视作旅游的生产决策单元，其使用效率可表征为一定规模生产要素投入水平下的产出结果，产出水平高则效率高，反之则效率低。本质上，城市旅游的直接产出应包含满足游客旅行过程中的全部需求与服务[25]，但多数旅游效率文献选择旅游收入或旅游接待人次作为旅游服务的生产产出[6-8,10,26]。除《旅游统计年鉴》中有对不同城市国际旅游收入（人次）的统计外，大部分城市都缺乏国内旅游收入和旅游总收入的统计，且不同城市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数据之间可比性较差；同时，国际旅游收入对少数符号性城市的依赖性较强，如广州、北京、上海，以此作为产出指标将提高这些城市的旅游效率水平，导致城市之间旅游效率缺乏可比性。基于数据可得性和避免误差的考虑，笔者最终放弃了国内旅游收入（人次）、国际旅游收入（人次）和旅游总收入（人次），而选用星级饭店旅游收入这一内涵较小的指标作为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