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企业区位选择和城市空间形态分别是经济地理学和城市地理学的主要论题。20世纪初，韦伯工业区位论遵循的是最小费用区位原则，由此表现出不同费用或成本节约的企业区位指向型特征。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理论通过对城市空间系统进行了演绎推理，提出市场因素、交通因素和行政因素是影响中心地空间形态的主要区位因子，这较为适合解释城市服务业区位选择特征。20世纪60年代，钱德勒(Chandler)认为，随着企业规模扩张，企业组织逐步形成多分部结构，由此产生公司总部与分部的分权问题[1]。海默(Hymer)首次将钱德勒的企业组织等级理论与韦伯的区位理论相结合，即跨国公司不同组分部门的区位中具有可以辨认的等级空间布局，如公司总部倾向于集中于少数主要的大都市中心[2]。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则指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是解释跨国公司扩张的重要原因，该理论即从企业组织和城市区域的综合角度来解释企业区位选择问题。 20世纪80年代，波特(Porter)提出价值链理论，表明企业所实施的低成本化战略促使管理、研发、生产、营销等功能环节发生空间分离，以及具有集中管理功能的公司总部、某种功能的产品总部或地区总部的出现[3]。弗里德曼(Friedmann)注意到企业功能的空间分离，提出了“世界城市假说”，即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和跨国银行的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的控制中心和支配中心[4]。斯科特(Scott)认为，城市的形成来源于企业组织纵向分解及其由此产生的联系网络[5]。所以，任一个地点的区位优势是企业内部的生产与组织机构的动态变化所产生的，而发达国家跨国企业组织的区位扩散，也形成了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整个城市体系被少数几个全球城市、国家中心或次国家中心所支配而重新构建。 由此看来，企业空间组织及其所产生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效应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论题。然而，国内能够将二者进行相互结合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20世纪90年代初期，李小建提出“企业组织—区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6]。费洪平详细探讨了公司内部组织结构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并总结出公司不同单元所对应的地理区位模式[7]。宁越敏注意到北京和上海集中了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绝大多数投资性公司和跨国银行的分支机构，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开始出现管理与生产分离的等级结构，这对于中国城市等级体系的重构有重要意义[8]。在实证研究方面，樊杰等指出协调工业区位选择与城镇发展区位的选择，提升二者之间空间耦合程度，是促使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的重要前提[9]。吕卫国和陈雯从制造业企业微观区位选择角度构造了一个城市空间重构的理论框架，认为制造业企业郊区化扩散与聚集和城市空间重构具有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10]。 改革开放30年，中国企业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其组织规模正在不断成长扩大，也开始出现了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组织空间分离现象，如企业总部向大城市集聚，而分支机构及生产单元扩散到中小城市，并分别对各自所在区域产生着重要影响作用，这就是近年来国内经济学界提出的“总部经济”问题[11]。由于全球化背景下跨国或跨区域企业的区位选择，以及对所在城市与区域带来的空间效应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所以本文将主要关注于企业总部的区位特征。从本质上来看，企业总部是介于工业和服务业之间的一种经济形态，或认为从属于服务业，但其区位特征与二者具有重大差别。在此，本文尝试从地理学角度出发，以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为研究对象，揭示其总部区位的分布特征、发展趋势及其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 2 研究理论与方法 2.1 相关理论研究 20世纪60年代麦克尼(McNee)提出公司（企业）地理概念，70年代以后，相关学术领域才开始关注公司总部区位问题，如早期就有学者注意到公司总部趋于选择主要大都市区，因为拥有3种优势：①具有公司之间当面接触可能性，②提供了金融、法律、广告等方面服务的便捷性，③具有与其他大都市高度接近性[12]。80年代库恩(Cohen)和弗里德曼(Friedmann)发现在全球尺度范围内，一批数量较少的城市拥有全球大部分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如处于世界城市体系顶端的三大国际都市：纽约、伦敦和东京[13]。90年代初，Holloway和Wheeler分析了总部在美国都市区之间的空间迁移现象，指出80年代财富500强总部从美国“冰雪带”向“阳光带”迁移的趋势已经显得比70年代更为复杂，如出现了总部由较小城市向大都市区迁移，也有大都市主导地位的下降等[14]。21世纪前后，总部区位问题成为学术研究热点，Shilton和Stanley采用了5198个公司样本，证实了90年代美国大都市区的确对公司总部集聚具有较大吸引力，而且总部集聚与产业类型的相近性及生产服务集群密切相关，如纽约、波士顿、旧金山—硅谷、洛杉矶等[15]。Klier和Testa则利用就业人数大于2500的公司样本，考察了美国276个都市区，认为能够成为大型公司总部据点的仅有50%左右，名列前50位的大都市区拥有87%的大型公司总部，而90年代美国各地区在吸引总部数量方面，南部是最大赢家，北部和中部都有所下降，西部变化不大，规模较大的都市区仍然是总部主要集聚地，这些地区也目睹了公司总部向具有竞争优势的二级城市的迁移，如纽约都市区，并认为本地企业的成长或衰退是总部数量升降的关键[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