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90，C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690(2010)01-0001-07 引言 自二战以来，西方人文和经济地理学经历了几乎每10年一次的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转向”。这种相对频繁的理论和方法论交替状况，其合理性何在？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吸取的教训？这两个问题，是中国的地理学方法论研究者非常关注的。采用案例剖析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可以使我们将抽象的理论和方法论与现实事例对应起来，使方法论讨论不至于过分僵化和枯燥；另一方面，通过选取地理学思想史横断面的某个重要而典型的案例，可以从点上深入和聚焦，从而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1]。 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以二战后西方地理学中的重要流派“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为研究对象，选取该流派的代表性文章，詹姆斯·布劳特(James Blaut)的《异端的传统》[2]（本文内引此文，只注页码）为案例，展现并剖析激进地理学产生、发展及其转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过程，并讨论其方法论涵义。之所以选择该学派和该文，一个原因是当前国内对该学派的介绍相当有限，专文评介激进地理学的论文几乎没有，虽然有少量介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文章附带提及，但马克思主义毕竟是与激进地理学虽有密切联系却完全不同的两种派别（布劳特此文就论及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著作方面，顾朝林、于涛方、李平等编著的《人文地理学流派》具有一定代表性，它专辟一章对激进地理学的理论渊源、哲学基础、主要理论和代表人物进行了概括介绍[3]，但可能是顾及全书体系和教材的定位，这一章的内容相对简略一些，如对一些激进地理学的代表人物（如邦奇(William Bunge)和布劳特等）及其重要活动和论著则没有涉及；译著方面，约翰斯顿(Ron Johnston)的《地理学与地理学家》(Geography & Geographers)专辟一章叙述“激进派”，则是对激进地理学的泛化和广义化，其中杂糅了许多其他哲学和学派的观点，因而无法清晰地看到激进地理学的演进轨迹[4]，理查德·皮特(Richard Peter)在《现代地理学思想》(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中较好地评述了激进地理学发展过程，但在侧重点和目的上，他阐述激进地理学更多是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做铺垫[5]，也就不免忽视一些重要内容。总体来看，国内对激进地理学的了解还不全面和透彻，对它的研究尚需深入。 本文选择布劳特此文进行评介的另一原因在于它的重要意义：①指出了激进地理学产生的根源是地理学家的文化（阶级－种族）约束性，这个分析和批判的视角是其他地理学家，甚至很多激进地理学家也很少触及的；②深入分析并展现了激进地理学怎样从不被接受的异端思想到有了自己的理论阵地和实践活动，乃至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③现身说法的论证方式，反映了地理学家难能可贵的自我批判精神。 1 《异端的传统》以及激进地理学产生的背景 1.1 布劳特的学术经历、成就及其评价 詹姆斯·布劳特（1927～2000年），美国地理学家，著名地理学思想史学者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激进地理学的发起者和倡导者之一。他是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哲学博士，曾任克拉克大学(Clark University)地理学教授，后在伊利诺斯州(Illinois)的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和伊利诺伊大学任教[6]。 布劳特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兴趣是文化和心理地理学、地理学思想史和哲学。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他的学术思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即由一个传统的地理学者迅速地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他的影响也扩展到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领域，成为最广为人知的地理学家之一[7]。比如他的代表作，已经有中译本的《殖民者的世界模式：地理传播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史观》(The Colonizer's Model of the World:Geographical Diffusionism and Eurocentric History，1993)，就以系统和历史的论证破除了社会科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和“欧洲历史优越论”[8]，这个成果不但被地理学家推崇，而且得到了历史学家和社会文化学者的重视。除了这篇《异端的传统》，他早期还有论述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地理模型》[9]，《资本主义从哪里产生？》[10]，以及后期的著作《国家问题：非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理论》[11]和遗著《八位欧洲中心论历史学家》[12]等。 布劳特对欧洲中心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深刻批判以及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发展的努力和成就，获得了许多地理学家的尊崇。著名的激进地理学刊物《对立面》(Antipode)2005年第5期基本上就是纪念布劳特的专号，多位地理学家从不同层面缅怀和高度评价了布劳特的学术活动和贡献。如肯特·马修森等认为布劳特在地理学和发展研究领域内所涉及的范围、丰富的方法论和理论的统一性方面成就斐然[13]；谢泼德(Eric Sheppard)不但坦陈布劳特的“世界模式”对他的思想有“巨大的”影响，而且认为世界模式理论“也许是近30年来关于全球发展争论中最有特色的地理学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经久不衰的洞见之一，（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殖民者的世界模式’中”[14]；理查德·皮特认为布劳特是“一个坚定不移的反抗者，为了让农民、工人以及所有被压迫人民有更美好世界的社会批判者”，并对“欧洲中心主义”延伸到“美国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地批判[15]；大卫·哈维用“最典范”(the most exemplary)一词评价布劳特的理论、方法和实践活动，并引用马克思的名言“对一切事物都无情地批判”（“For a ruthless criticism of everything existing”）为题纪念和评价他[16]；而且，在《资本的空间》(Spaces of Capital，2001)序言末尾特别提到以他的这本书纪念于2000逝世的布劳特，并提出年青一代继续布劳特等开创的批判地理学事业的号召[17]。综合来看，布劳特的学术生涯和成就充分表明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以及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