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9）08－0065－08 近代的开埠通商，不仅使中国纳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也使得国外的先进生产力在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登陆并壮大，从而导致港口—腹地这一先进生产力空间扩散和区域经济联系的主要途径的形成。在进出口贸易的强大推动下，在港口—腹地双向互动的作用下，沿海城市得到率先发展，广大农村的市场化、外向化的趋势得以形成，生产结构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交通和通讯体系的形成和扩大，进一步促使近代经济地理格局最终形成。中国在生产力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生产力的布局即经济地理同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没有这样的巨变，就没有1949年以后的中国经济的根基，而要探讨现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与经济地理格局的由来，都不能不回到近代。然而，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对中国近代经济地理的研究①。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在近十年来笔者以及复旦大学团队进行的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空间进程研究的基础上②，对中国近代经济地理进行初步探讨，借以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对近代经济地理研究的重视。 一 近代经济地理格局形成的机制 中国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走上现代化之路的。当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声轰响时，英国、法国、美国这些西方大国早已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完成了以蒸汽机和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工业革命。而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却仍然停留在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农业为基本经济部门，生产劳动依靠人力和畜力，手工业大多是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为了自身需要而生产的家庭手工业、以满足市场为目的的商品化手工业规模并不大。商品交换除了食盐、铁器以及矿山产品一类，主要是农民家庭自给有余的产品，交换范围大体限制在较小的空间。进出口贸易保持在相当小的规模，且往往因政局与朝廷政策的变动而处于时开时闭的状态。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开放广州、上海、宁波、厦门、福州等五个通商口岸，并将香港割让给英国。1856年，又增开台湾（今台南）、淡水、琼州（今海口）、潮州（后改汕头）、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芝罘，今烟台）、镇江、南京、九江、汉口、天津，以及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等12个通商口岸。到了1930年，中国大地上共出现了通过条约开放和清政府自行开放的104个商埠口岸，加上4个租借地和香港、澳门2个外国殖民地，可供外国人贸易的口岸达到110个。除了山西、贵州、陕西、青海、宁夏等少数省份，中国绝大部分的省份都有了多个通商口岸，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的态势。③ 据班思德对历年进出口贸易趋势的描述④，在开埠初期的1850年代贸易规模仍然有限。到了1860年代中期，由于口岸增多、设立租界、新式轮船在沿海沿江逐渐代替木帆船、外国买办队伍形成，以及苏伊士运河、欧洲与上海和香港之间海底电缆开通等因素的刺激，进出口贸易开始迅速发展，这一趋势并长期保持下来。据下表，仅在1882～1931年的50年间，中外贸易货值便整整增长15倍，增长速度不可谓不快。 1882～1931年全国进出口货值比较表⑤ 货值单位：千关平两 年度 进口货值指数 出口货值 指数 进出口总值 指数 188277715 100 67337100145052100 1891134004 172 100948 150234952162 1901268303 345 169657 252437960302 1911471504 608 377338 560848842585 1921906122 1166 601256 8931507738 1039 193114334891845 909476 1351 2342965 1615 口岸的全面开放，便于各地区卷入国际市场，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就是越来越多的地区卷入国际市场的产物。中国离沿海口岸最为偏远、交通最不方便的地区，莫过于西部的新疆、青海、甘肃、西藏和四川的川西高原，在现代交通兴起之前，货物自这些地区运到沿海港口，需多次转换不同的交通工具，耗时长运费贵。然而，这些地区通过天津、上海等沿海口岸，很早就和国外发生了贸易联系。至迟到1876年，来自甘肃、青海的中药材大黄已通过天津出口国外，皮张、羊毛、羊肠、骨头等畜产品自天津出口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多⑥。1885年英国立德洋行已在今川西高原的打箭炉和松潘设立羊毛收购站，将羊毛经上海运销美国，成为上海港出口羊毛的主要来源之一，从上海港输入的茶叶和进口棉纺织品数量也不少⑦。既然最为偏远的西部的广大地区都通过沿海口岸城市与世界市场发生联系，可以推测中国的绝大部分地区也都如此。 在1881年之前的10年中，进口货中的日常生活类商品已逐渐为中国百姓所接受。班思德称：“火柴、针及窗玻璃销售续增，至期末二三年，国内各地，特别繁荣，各货销售，愈为畅旺。而煤油一项，进口激增，尤足表现人民守旧习惯，逐渐破除，新式需要，乘时而兴。”⑧ 1890年代以后，棉纱、机器、铁路材料、木材等生产资料类的进口也日见增多，且增长速度超过生活类商品。以北方最大的口岸天津为例，1883年生产资料类进口不过56256关平两，1898年达3739348关平两，后者是前者的66倍；生产资料类商品在全部进口值中所占的比重，1883年为0.5％，1898年达到41％。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