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典在中国古代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各种经典的诠释与理解不仅是对古代圣贤传统的膜拜与遵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各种“学”问推进与创新的基础，始终处于古代学术的兴趣中心。对于两宋时代的士大夫而言，《禹贡》作为儒家经典《尚书》之一篇，并非局限于上古圣贤的传统，无论在政治还是学术方面，都具有强烈的现实价值。① 从北宋建国至真宗朝，基本奉行汉唐经学。至于仁宗庆历间，刘敞《七经小传》，尤其是王安石《三经义》流行之后，对汉儒经学提出挑战，发明新说。王应麟曾引陆游之言述有宋一代经学：“唐及国初，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黜《诗》之《序》，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② 今人多认同此说，以为庆历学风开创了宋学的新时代。其对《尚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根据伪古文建立理学，宣扬“道统”，鼓吹“心法”，提高《尚书》的学术思想性；二是对《尚书》做出新解，纷纷撰述，造成《尚书》著作的繁荣局面；三是对伪古展开疑辨。③ 而具体争论之核心，四库馆臣以为：“宋以来所聚讼者，莫过《禹贡》之山川。”④ 刘起釪先生指出，由于宋学注重以经文探寻经义，很自然要对这些重要篇章进行研究，故宋代《禹贡》之学视前代特见盛行，对于山川地理的“聚讼”，成为一代特色。⑤ 《禹贡》山川地理所在虽为宋儒聚讼对象，然其对《禹贡》之认识却并不局限于此，大体与两宋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政治局势密切相关。在北宋，多将《禹贡》目为治水之学，这与北宋河患频繁密不可分。至于南宋，在将政治、文化之寓意寄托于山川考辨之中的同时，更注重从地理学之角度加以审视。前者自与靖康南渡之痛有关，而后者则为当时学术发展所驱使。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深植于两宋“疑经”与“理学”背景之中的《禹贡》之学，其发展与演变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两大学术思潮的影响，⑥ 本文不为深论，仅从地理学史的角度对宋代《禹贡》之学的变化略作条理，以窥探古代经典对各时期专门之学发展的意义与价值。 一、北宋《禹贡》之学——以水学为核心 河患于北宋为烈。开国之初的太祖朝，乾德二年（964），河决东平，七州之地罹水灾；三年秋，开封府河决阳武，澶州、郓州亦言河决；四年八月滑州河决，坏灵河县大堤，以士卒数万人治之。开宝四年（971）十一月，河再决澶州，泛数州；五年五月，河大决濮阳，又决阳武，发诸州兵及丁夫凡五万人治之。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977）秋七月，河决孟州之温县、郑州之荥泽、澶州之顿丘；八年五月，河大决滑州韩村，泛澶、濮、曹、济诸州民田，坏居人庐舍，东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⑦ 几乎两三年一大决。 如此频繁猛烈的河患，宋太宗甚至将之与北方的契丹等而视之。雍熙三年（986）八月，河北营田使樊知古请修北方城池物资时，宋太宗曾感叹：“万里长城岂在此。自古匈奴、黄河世为中国患，朕即位以来，疆場无事则有河堤之役。近日边烽稍警，大河寻即安流，此盖天意，更迭垂戒，常令惕厉。”⑧ 在宋太宗看来，治河与对辽国的边防是同样重要的国是，并且其语气中多少流露出消极无奈的态度。 此后，河患之深，也一直被北宋君臣视为政治之核心。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宋仁宗曾在诏书中指出，“天下利害，系于水为深”。⑨ 而哲宗元韦占年间河议纷争之时，彭汝砺在上奏中强调：“河事利害半天下，上系宗社，下系数十州人命。”⑩ 当时北方著名学者徐积与友人纵论天下事务，亦将治河看作“天下之大事，方今之急务”。(11) 由此可见，河防对北宋政治与社会影响之重大。(12) 在这种形势下，北宋学者治《禹贡》以“水学”为核心：一则从经典求治水之方法，本之以为河议；一则将《禹贡》视为“水学”，从治水的角度诠释经典，二者互为表里。 （一）从经典求治水之方法 开国之初，因河患频仍，宋太祖曾于开宝五年六月下诏求治水之书，“时东鲁逸人田告者，著纂《禹元经》十二篇，上闻之，召见，询以治水之道，善其对，将授以官。告固辞父年老，求归奉养，诏从之。”(13) 田告所上之书，初名《禹玄经》，后因避讳而改“玄”为“元”，《玉海》即径直写作《禹玄经》。(14) 田氏所著未见诸家书目著录与称引，其内容如何今人不得而知，不过从其著述之命名，似为阐发大禹治水之奥秘，故推测其论述治水之道应本之《禹贡》。而《宋史·艺文志》、《通志·艺文略》著录有《大禹治水玄奥录》一卷，(15)《玉海》称该书“不知作者，叙《禹贡》治水本末”，(16) 则其内容与田氏所著相类似，推测似为北宋人所撰。另外《玉海》载“《国史志》有孟先所撰《禹贡治水图》一卷”，(17) 今本《宋史·艺文志》经部《书》类著录此书。(18) 这应是依据《禹贡》绘制的历史地理图。孟先，生卒暂无考。《玉海》所云《国史志》亦难确指。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撰述的基本意图都是探索《禹贡》所隐含的治水奥秘，欲从古代圣贤的经典获得新的启发。 北宋时还有一种《禹贡山川图》，亦以治水为核心。刘敞《观林洪范禹贡山川图》诗有细致的描述：“先生始病学者惑，为画盈尺山川图。职方舆地在眼下，地势天文高下殊……先生当时持此艺，欲以稽古开天意。命乖时背意何为，于今传者为张宜。宜生五十头已白，连蹇不为州郡辟。朝廷何时举行河，合笑平当未精赜。”(19) 据诗句所记，林洪范所传之张宜为刘氏同时人，且年已五十，则林氏《禹贡山川图》或作于太宗或真宗时。而从最后一句推测，林、张所绘地图亦以治水为目标，其对《禹贡》山川的阐释在于解决当时的河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