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方法论是任何学科都要不断探索的重要问题。方法论创新是学科发展最为关键的途径。是否提出新的方法论，往往也是一种理论是否为“新”的主要标志。纵观地理学发展历史，地理学理论的任何重大突破或“革命”都离不开方法论的支持。很多地理学家之所以对地理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正是因其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比如，著名德国地理学家赫特纳（Alfred Hettner）终生倾力于地理学方法论的研究，并着重指出，“比划清科学任务的界限更重要的是关于科学的方法论研究”[1]。著名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则坚称他“对地理学最根本的观点是方法论与哲学二者必须兼顾”[2]。 研究方法论一般可以纵向追溯学科思想史，也可以选取某个横断面进行剖析比较。对后者的研究可以采用案例研究法，这种案例可以是地理学理论与方法论演进过程中的某个重要事件、某个人物、某篇经典文献、某个重要的学术活动等等。其“重要性”视对地理学发展历史的影响程度而判定。 《地理学中的例外论：方法论的检视》[3]（简称《例外论》，本文内引此文，只注页码）是一篇经典的地理学文献。我们选取它为案例，既是因为它的历史地位和重大影响：引起了地理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方法论大论战，引发“计量革命”，揭开了二战后地理学理论革命的序幕；也是因为该文当时提出的问题和争论与中国地理学界当下面临的问题有颇多相似之处，很值得我们借鉴。因此，虽然该文的发表距离现在已经50多年，部分内容也经由一些学者做了较为细致的介绍而众所周知[4]，却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时过境迁，重要性消失”[5]。实际上，该文的一些结论、争论和论证过程及其映射的相关问题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为此，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研究的角度介绍这场方法论大争论的背景；透析和延展该文对地理学方法论的概念主张，重新审视其对地理学方法论发展的贡献和意义；归纳方法论发展的不同途径，并对如何透视方法论提出建议。在当前国内地理学方法论研究欠缺的状况下，以我们的视角分析西方案例，从中反观中国地理学的特点和差距，或许能为未来中国地理学发展提供一些启示。 2 《例外论》发表的背景和引起的争论 2.1 舍费尔其人与《例外论》的哲学立场 《例外论》的作者弗雷德·舍费尔（Fred Schaefer,1904-1953）是德国地理学家，1904年出生于柏林，曾修习政治学和政治地理学（舍费尔生平及《例外论》发表前后事件经过的介绍详见参考文献[19]）。但是纳粹上台后，他作为活跃的社会民主党人被投进集中营，后来逃脱并流亡欧洲其他国家。1938年到纽约，1939年初到衣阿华州，战时曾在军队参与一些培训计划。1946年，衣阿华州立大学成立地理系，他获得一个教职，至1953年逝世前，他一直在该系任教，主要教授地理学思想史、政治地理学以及欧洲和苏联地理。就后一研究领域而言，他除了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年会上做过苏联地理规划内容的报告之外，再没有更多的学术活动记录。舍费尔非常推崇古典区位论和数学、统计方法。他与同为德国流亡来的衣阿华州立大学哲学系的伯格曼（Gustav Bergmann）教授结为好友，深受其逻辑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实际上，《例外论》就持这种哲学立场。在准备写作专著《政治地理学》中的一章“地理学的性质”时，通过与伯格曼等友人的交流，他愈发感觉和确信地理学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并认为写一篇独立的论文比只是作为专著中的一章更有意义。于是，地理学史上最具争议的论文就此诞生。 2.2 《例外论》引发的剧烈争议 在发表《例外论》之前，舍费尔一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和教师，所以对其生平事迹关注者甚少；在该文正式发表之前，他又因心脏病复发去世，甚至论文的校订也是《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后文简称《年刊》）的主编亨利·肯德尔（Henry Kendall）委托伯格曼教授代为完成。该文矛头直指当时地理学界如日中天的、以赫特纳—哈特向（Hettner-Hartshorne）为代表的区域学派，批判他们关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区域差异，地理学不同于其它科学的主张是“例外论”（第231页）。因而论文在审稿和编辑部讨论时就引起很大争议，但是亨利·肯德尔最终顶着压力和风险，力排众议，决议刊发该文。 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果然引发地理学界的“大地震”，哈特向的反应最为强烈[6]。他致函编辑部和一些著名地理学家，猛烈驳斥和批判舍费尔的观点，甚至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认为编辑部刊发舍费尔对他和赫特纳以及康德等地理学家的“错误评述”是“史无前例的犯罪”（“the annals has committed a crime unparalleled in its history”），并力图澄清自己和赫特纳等并非“例外论者”。其后，哈特向在《年刊》上发表了“地理学中例外论的再检视”（Exceptionalism in Geography:Re-examined,1955）一文，引注达百余条，几乎是对舍费尔文章的逐行逐条回应和批驳[7]；1958年在《年刊》上又撰文详细考证从康德、洪堡到赫特纳对地理学概念和性质的阐述[8]；1959年出版《地理学性质的透视》（Perspective on the Nature of Geography），对舍费尔的主张又一次进行驳斥[9]。哈特向凭借其深厚的地理学思想史功底和地理学界的权威地位，获得了许多地理学家的支持。然而，虽然他在当时的争论中占了上风，但是舍费尔挑战权威的勇气和犀利的论证方式，尤其是他提出的完整一贯的方法论纲领，既顺应了当时科学发展趋向实证主义的大势，又瞄准了地理学界急需新的理论和方法论营养的内部需求，所以他的论文被年轻一代地理学者所遵奉，成为二战后地理学理论革命的先导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地理学史上也有人（如马丁）把这场方法论大争论称为“舍费尔—哈特向之争”（Schaefer-Hartshorne Debate），其实并不严格。因为这种提法把方法论立场的分歧和争论归于个人，虽然较为简便和吸引人，但是一则违背了舍费尔此文的立场，即舍费尔真正（想要）批判的对象并不是康德、赫特纳或哈特向个人，而是“例外论”（主义）；二则在于它强调和强化了个人和学派的冲突，而容易使人忽视争论的实质性内容及其对于学科发展的意义。也许是预见到他的方法论有被误解的可能性，舍费尔在文中强调：“方法论的讨论基本上是辩证的，对各自主张的相互批判更能澄清事实；它不是残酷的，也不是初次相见那样热衷争论”（第243页）。应该说，这种对方法论讨论和争论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和依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