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10）03-0067-08 法国年鉴学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唯物史观派）与美国社会科学历史学派一起被称为当代西方三大史学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应属年鉴学派，国内学者对此介绍、翻译得最多，例如其代表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布罗代尔、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伏维尔、莫纳·奥祖夫（Mona Ozouf）、格涅（Jean- Yves Grenier）等都有论述被译介成中文，勒高夫等几位史家还曾到中国社科院、中山大学等高校研究机构访问、讲学。 年鉴学派是以法国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EHESS）为依托，以1929年创刊的《年鉴》（Annales）杂志为主导刊物构成的“一个群体”。尽管勒高夫不承认八十年来“存在一个学派性很强的年鉴学派”，认为“我们的学派性越来越弱”①，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仍然是一个以《年鉴》为核心的群体，有着共同的观念基础，例如对跨学科的追求、以社会经济史为讨论主体，以及它的开放性，即杰出的适应能力。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编辑群对《年鉴》创刊以来所带动的新史学运动做出重新定位与估量的时间。因此，考察近二十年来《年鉴》的适应能力，对重新定位今后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的责任是大有裨益的。 一、社会史的重新定向 20世纪80年代，史学危机说风靡国内外史学界。受这种风气的影响，法国史学界也开始激烈地讨论这场“危机”。② 人们普遍认为，这场危机是由备受美国史学界关注的“语言学转向”引起的。不过在法国，它却未引发《年鉴》杂志热议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观点，倒是让他们开始反思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和结构主义史学。书籍史专家夏蒂埃（Roger Chartier）和历史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是这场危机中的例外，他们从与《年鉴》相关的边缘史学家韦纳（Paul Veyne）和德·塞尔多（Michel de Certeau）开始，反省文本、历史事实、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人所创造的意义等问题，同时与美国新文化史家进行对话，例如夏蒂埃与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就展开过广泛的争论。③ 我们说年鉴学派是开放的、具有强大的适应能力，是因为它的每次转折都出现在其他社会科学对历史学提出挑战的情况下。20世纪30年代，《年鉴》杂志曾借助经济主义的解读方法，将杂志的副标题定名为“社会经济史”（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挑战了实证主义以政治、个人、编年为偶像的史学主导范式，形成了“新史学”，并且在日益壮大中占据了历史学的舞台。50年代，布罗代尔为应对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民族学挑战，提出“长时段”概念，并将它“作为社会科学通用的程式”或“历史的模型”。④ 到了20世纪80年代，话语的主导权已经开始向传媒转移。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年鉴》在1988年3～4月号上刊出以《历史与社会科学：批判地转折？》为红色标题的编辑部文章，反省80年代社会政治变化中，哲学批判对社会科学元立场和观点的挑战。文章否定了社会科学经历着“普遍危机”，甚至“不相信历史学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处于危机之中。相反，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创建一种新秩序”，同时认为有必要“重新洗牌”和“组建新联盟”，并且提请大家为重新确定史学方法的特殊性进言献计。文章开篇就说：“现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自信的计量化手段中寻求的主导范式已经失去了组建结构的能力。”这种呼应其实是对布罗代尔的“长时段（地理史）”史学范式的一种总体反思，提请人们重新回归到“叙事”、“事件”上，例如编者写道：“传统的主题已经得到复兴，例如叙事、事件、政治、传记等”。⑤ 在号召人们献计后，《年鉴》以没有问号的“批判地转折”为主题，出版了1989年11—12月专号。该刊社论的标题为“让我们实验”（Tentons l'expérience）。社论的主题为历史研究确定了新的指导纲领，并宣称根本性的转折已经到来，应该对当前的立场进行批判。编者们强调：“记忆、学习、不确定性、协调在今天的社会科学中占据了主要的位置，是一些有用的概念工具。”⑥ 作为这场重新定向运动的主角，夏蒂埃在此期的《作为表象的世界》一文中认为，社会史应该转向着重研究文化或“表象”（représentation），即“由文化的社会史转向社会的文化史”，因为文化是储存社会传统的地方，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表象史是此前心态史（又称“新史学”或“历史人类学”）的进一步拓展，表明历史学家的关注焦点逐渐从社会结构转向文化实践，从集体意识转向符号秩序。这场理论转向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与经济学或社会学的模式渐行渐远，转而向人类学寻求方法、主题、词汇和概念。⑦ 比如，妇女史就是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它试图联结又超越传统史学的诸领域，同时又考虑表象的形成和层次问题。乔治·杜比（G.Duby）主编的五卷本《西方妇女史》（Histoire des femmes en Occident，1992）就是代表。 从上述两篇纲领性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年鉴》在重新定向中特别注重三点：实验性，批判地检查和跨学科。也就是说，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历史学工作强调的是“实验性”。“实验性”一词似乎让史学家疑惑，因为他们毕竟同“实际上发生了什么”并且仅发生过一次的事物打交道，而不涉及未来。事实上，历史学中的“实验性”并非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所谓的“实验性”，只是提醒史学家有必要检查自己提出的前提假设，检验它们的逻辑一致性，同时让它们接受基于史料的证实。 无论是在整体史与国别史中，还是在传记、事件与叙事中，这种征兆都曾经被想当然地认为是正确的观念与方法，现在却都有待于受到批判性地检查。史学家重新思考它们，意在从过去的方法以及案例中找出未来的发展方向。这种新基调反映了一个有意识的选择，即重新检查所有史学家运用的基本概念，并评估它们如何塑造了我们思维的方式。例如，编者强调必须对“分析的规模”和“历史的书写”加以重视，因为前者使我们思考“从个人到群体再到社会，从地区到全球，如何确保观察的各阶层之间的连接和确定各种必要的概括方式”，后者则使我们认识到“假设的性质和假设的证明要素的性质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⑧ 这种修正完全不是抽象性的，而是“实验性”的，甚至今日的“实验性”比以往的更具批判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