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分析日本近现代社会思想的传承和流变时，丸山真男曾启用了“知识共同体”这一概念。他认为从明治维新到战后，日本历史上共出现了三次知识共同体的形成时期。第一次出现于明治维新初期到19世纪末期，近代西方文化在日本促成了公共话语空间的出现，这是日本知识分子的诞生期；第二次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日本开始出现作为异端的“思想问题”，当时的知识共同体是社会上最具有叛逆性的群体；第三次出现于战后初期，当时日本知识界普遍在对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学术和文化界出现了“悔恨共同体”（丸山真男，1995a：238－255）。 日本的知识共同体可以说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本文中的“知识共同体”是对丸山真男上述概念工具的沿用，主要用于界定运用相似的概念、理论框架进行学术探讨的知识生产群体。 一、“悔恨共同体”的形成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普遍有一种“自责”意识，因为日本不同学科的学者之间没有联合的传统，这也是没能阻止那场“鲁莽”的战争的原因。战后，社会结构得以重组，1946年11月3日公布的《日本国宪法》第21条规定，日本国民享有集会、结社及言论等自由，政府也不得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阅和审查。 涂尔干十分重视专业社团在建构世俗价值观方面的作用，他认为在国家和个人之间需要一个具有调解作用的次级社团群体，该群体既能防御由个人欲望所导致的社会混乱，也能防止国家对个人的压制（涂尔干，2000：40）。作为社团组织的中介群体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维系社会的有机团结至为重要。 在战后日本，基于新的宪法和社会建构理念，社团组织得以合法化，日本知识界开始成为有活力的社会群体力量。 1946年1月，日本知识界组成了民主主义科学工作者协会。在战争期间一度被禁止的历史学研究会也在这一年重新活跃起来，该协会以《历史学研究》为机关刊物，其纲领强调“在科学的真理以外，不认同任何权威，主张尊重科学的真理和人民与学术的统一”。1949年1月，由不同学科和年代的学者为成员的和平问题谈话会宣告成立，丸山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福田欢一，2000：38－39）。也就在这一年的1月，吉田茂曾试图强行通过《选举特别法》，该法令的目的在于维护既有的政治格局，要求报纸不得公开宣布支持某一候选人。这一法令被认为是对言论自由的侵犯，在知识界的一致抗议下，该法案最终没能得到通过。 对以失败而告终的侵略战争进行反思是战后日本学界的出发点。在丸山看来，明治以后日本的社会进路与日本的思想传统有内在的关联，日本的“败北”来自于思想观念的“先天不足”。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2009）中对日本思想中的所谓“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天皇制、无责任体制、思想的“杂居性”等问题做了经典性的论述。① “传统”可以说是《日本的思想》所要论述的主题之一。丸山指出，日本人在思想上没有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日本思想传统中缺乏能对所有历史时代的观念或思想产生影响、将其在历史中予以定位的坐标轴。日本尽管有漫长的引进外来文化的历史，但这些引进的“外来”思想并没有真正为人们所理解，没有和日本传统的价值观念产生联结，在这些外来的观念之间并没有发生对决，而仅仅停留于“杂居”的状态，日本的思想文化并没有得到“自觉的再生”，也没有形成所谓的“杂种”文化。日本社会之所以会形成这些特征与日本历史上不存在西方的基督教教会、沙龙和大学等传统有关。 丸山认为，日本人在认识世界时不追求合理的一元化，而是将“道”予以多元化的并存。而且，国家决策体制也没有被一元化，决断主体（即责任的归属）也是暧昧的，这也就形成了天皇制下的“无责任体制”，“抬神轿”② 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丸山真男，1961：38）。 丸山真男的论点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在战后初期，“近代”是最能代表战后思想方向的概念，与“近代”相对应的则是“封建性”。“近代化”（modernization）和“近代主义”（modernism）表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近代主义一派试图在战后日本确立近代市民社会的自由、平等和独立的理念。近代主义者批判日本社会的封建主义性格，寻求现代西方意义上的自我，主张自我的确立。战后初期，在近代主义者看来，日本社会尚没有进入“近代”。曾提出日本文化是“杂种文化”的加藤周一甚至断言，日本的就是封建的，是应进行清算的。 在战后初期，不少学者深知，没有成熟、独立的个人，也不会有独立、强大的国家，个人的人格和国家地位的构成是联系在一起的。大冢久雄在1946年写了《塑造近代性的人格类型》一文，指出，日本人的人格尚不成熟，仍是“前近代的”，日本的当务之急是进行“人的变革”（大冢久雄，1969：172）。1948年，川岛武宜也提出了家族式的日本社会的著名学说，他认为，日本社会是由家族结合方式构成的。这种家族主义原理与民主主义原理是相对立的，不对此加以否定，日本就不可能实现民主化和近代化。③ 近代主义的思想观念对于清算封建思想残余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丸山关于传统与外来文化的论述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丸山认为，日本人对“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的认识是模糊的。人们习惯于把明治维新以前的儒教、佛教和神道思想视为“传统”，将明治维新以后的西方文化称为“外来”文化，但历时性地来看，执著于区分“传统”和“外来”（西方）文化不但没有实际意义，而且还有可能导致许多不当的认识，以致延误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且，日本的当务之急不是对西方的近代进行反思，丸山真男反对所谓“近代的超克”，因为“对任何人来说，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我们国家谈不上‘超克’近代的思维，原因是我们还未曾真正地理解”（丸山真男，1995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