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72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0）05－0014－09 本文的构思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认知之上：十九世纪中叶以降，中国的领土属性，包括领土范围的界定和管理方式，进入了从“帝国”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是东亚的国际关系文化现代化亦即西方化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列强、俄国（苏联）、中国中央政权以及中国周边各民族的政治力量，因各自对中国民族国家的“地缘形体”的不同立场，处于一种合作与争斗交织的复杂关系之中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际政治给中国加上了一种色彩识别，“红色中国”随之叫响世界。然而，连稚童都知道，学习填充颜色时必须先有形状。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来说，中国的两个地图形象最能使人热血沸腾：一个是海棠叶，另一个是雄鸡。今天中国的地缘形体是在二战期间最终确定的。与此有关的是日本军事帝国在亚洲太平洋的崩溃及战时盟国之间的外交折冲。历史学者们对这些问题都已作过充分的研究②。然而，前此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失地”和前中华帝国的“进贡国”的地位问题上，诸如中国的东北、台湾，朝鲜，外蒙，琉球，越南等。被忽略的是中国的“灰色地带”，即在“内政”与“外交”问题之间难于拆解的民族边疆地区。无论如何，中国“民族国家”的形状，只是在前中华帝国的各个“藩属”和领地或向中国内倾，或对中国离异以后才能成形。二战期间，由于中美两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对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思维对这些地区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欧、亚“少数民族”问题的异同 二战期间，美国国务院在制订战后外交政策计划时，对上次大战的新鲜记忆以及对战后国际关系稳定性的焦虑，使国务院官员再次面对令人头疼的欧洲“少数民族”问题。一些冗长的国务院研究文件给“少数民族”下的定义是“在一国内与大多数人民具有不同的民族意识的群体，这种民族自觉通常通过不同的语言和文化来表现”。在承认少数民族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内政问题”的同时，国务院也认定，当一个国家完成“公民权与民族认同的分离，就如其与宗教分离一样，进而成为真正的多民族或无民族国家”之前，少数民族问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的。不过国务院官员们关注的并非如何在遥远的未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这个问题在战后立刻会产生的国际后果。如果世界上的国家时刻都要担心一个侵略国会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国际上就不会有和平和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倡导“民族自决”的原则。解决欧洲民族问题的国际努力也引发许多非西方民族纷纷争取“民族自决”。这些情况造成了历史上短暂的“威尔逊时刻”③。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证明一战后解决民族问题的努力是一次可悲的失败。美国的政治战略家们意识到自己对此失败中承担责任，于是希望能在二战中更好地把握第二次机会。美国国务院的结论是战后应建立一个承担双重责任的国际组织，一是保障能使欧洲国家顺利实施它们对少数民族政策的和平国际环境，二是在任何欧洲国家实行不当的少数民族政策时，出面纠正由此引起的危险局势。国务院坚信，在监督欧洲国家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这个国际组织里，美国必须担当主导作用④。美国在战后欧洲的警察角色，在这种设想里呼之欲出。 相比之下，美国的外交政策计划者从未考虑过用同样的方法应对战后亚洲可能出现的少数民族问题。亚洲到此时为止不过是列强的竞技场，亚洲政治只承认强权。在日本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以后，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进入西方国家权衡亚洲安全的视野。“九一八事变”后，英美驻华外交官一致认为，该事件迫使中国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从漠视变成了焦虑”。一位英国外交官注意到：“蒙古人对于他们曾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事实记忆犹新，总是渴望着新的成吉思汗的出现，以恢复他们昔日的光荣。”因此中国政府最好跟蒙古人达成某种协议，以预防日本人的阴谋。与此同时，对中国北部边疆日益恶化的局势，美英两国都觉得无计可施。尽管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利害关系甚于西方国家，对日本也无从钳制，能做的只是切断内外蒙古之间的接触而已⑤。这样，对西方国家来说，1930年代日本在中国的北部边疆是可以为所欲为的。直至1941年末美国与日本在太平洋开战，很多美国人都已准备接受日本对东北和内蒙的统治为既成事实。美国政府内和学术圈子里熟悉东亚形势的人士，对中国在战后能否收回东北和内蒙也都觉得希望渺茫。他们预言，在中日战争结束后，东北很可能留在日本的势力范围内，而内蒙则会成为中国、日本和苏联之间的缓冲地带⑥。换言之，中华民国将不得不承认长城是它的北部国境线。 珍珠港事件从根本上改变了华盛顿外交决策圈子对战后远东前景的看法。在1942年开始安排外交政策计划时，国务院起草了一份关于战后中国的问卷。在问卷中，内、外蒙古、西藏、新疆及其它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被列为战后中国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国务院官员们预计，战后在中国、日本、苏联和“蒙古人”之间，很可能会因为“构成内蒙的几个中国省份”而发生争执⑦。这样，国务院的政策计划从一开始就把内蒙视为为一个国际问题，而不仅仅是涉及中国政府和内蒙古民族的中国内政。 国务院文件中有意使用了含义模糊的“蒙古人”的概念，原因是这个概念所暗指的外蒙古既非得到国际承认的独立政治实体，也不在中国的控制之下。美国战略情报处（OSS）将外蒙古称为苏联的“实验殖民地”⑧。在国务院官员们看来，这块成问题的领土和新疆、唐努乌梁海、东北都是中苏争夺的地方。国务院当时的立场是，美国政府必须反对任何有损中国对东北主权的举动，但可以接受对于其它三个地区的争端的任何和平解决方案。实际上，华盛顿已经认为中国收复外蒙的愿望是不现实的⑨。 甚至对于东北问题，国务院官员们也曾有过与中国政府截然不同的想法。值得一提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多以后，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一份政策备忘录依然建议以分割东北作为一劳永逸地解决该地区问题的方案。该文件认为东北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成为“冲突的摇篮”的根本原因，是其他四个“种族”，即俄罗斯人、朝鲜人、日本人和蒙古人，从未完全接受中国对东北的主权。而如果按照“族群学的原则”重划东北的东部、西部和北部边界，将来就可以避免麻烦。该文件的起草者认为，在这种安排下中国将得益匪浅，因为不仅东北最肥沃的开垦地区和所有的三千六百万中国居民都会划归中国，而且关东租界和几乎所有外国控制的铁路和矿产权也都将回归中国。那么中国的代价是什么呢？在东部，中国须割让十一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给朝鲜；在北部和西部，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以及在那里的蒙古居民将脱离中国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