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56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6-0077-07 在近代早期的伦敦，以鼠疫为主的传染病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也在社会秩序、经济生产诸方面造成了极大的破坏。① 在西方学术界的已有研究中，医疗界② 对鼠疫的应对大都是以结论的形式被转述的，即认为近代早期医疗在防治鼠疫方面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而对医生、鼠疫防治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动态关系鲜有系统而深入的揭示。本文拟从鼠疫的临床治疗与鼠疫的预防保健着手，揭示当时医疗界的活动及其意义，并对医疗与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 16～17世纪，伦敦医生的数量较少。从1518年开始，英国创立皇家医学院，规定正式的行医者原则上必须有行医许可证，在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半期，医生资格的认定与许可证的颁发一直就是皇家医学院的事情。据统计，在都铎王朝与斯图亚特王朝150年的历史中，官方每年颁发的行医许可证固定在30人，这个数额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1518年，伦敦皇家医学院为自己的12名医生颁发了行医许可证，而伦敦人口是6万人；1589年，伦敦皇家医学院给38名医生颁发了许可证，伦敦人口是12万人。③ 医学社会史家玛格丽特·佩林与韦伯斯特对伦敦的医生情况进行了考察，发现1600年伦敦共有50位拥有行医许可证的皇家医学院内科医生、100名外科医生、100名药剂师以及250名无证行医者，而此时伦敦的人口为20万人，在1600年左右这一比例为1∶400。④ 到了17世纪上半期，虽然人口不断增长，但是医生的数量仍旧维持在原有的水平上。据罗伊·波特的记载，17世纪上半期，伦敦大约有500名行医者，其中有许可证的包括72名外科医生，150名药剂师，其他的为有学问的医生（the learned physician）以及民间行医者，而当时伦敦人口是60多万人。⑤ 这说明，在16～17世纪，人口急剧膨胀，而医生数量保持在基本不变的水平上，医生严重缺乏。 这些“稀有”的医生在鼠疫来临的时候，往往临阵脱逃。即便是托马斯·西登哈姆（1624～1689，英国皇家医学院学士，近代西方临床医学之父）这样享有盛名的医生，在伦敦大鼠疫来临时也逃离了伦敦。他在研究鼠疫的疗法时说过，他没有第一手的病人资料，因为那时他离开了伦敦。⑥ 一个名叫西蒙·弗曼的医生，他为自己的高尚而自豪，他说：“鼠疫到来了，所有的医生都离开了这座城市，我没有离开，我留下来拯救那些生病的人，即便我为此而死亡。”⑦ 后来，弗曼和家人都染上了鼠疫，但是只有一人没有能够逃脱，其余的人都痊愈了。一个比弗曼更加著名的内科医生——托马斯·洛奇（1558～1625，英国“大学才子派”诗人和剧作家，1603年牛津大学医学学士，皇家医学院成员），在1603年8月19日为《瘟疫手册》写序言⑧，这本书不及作者的其他作品有名，但它是为了指导人们如何应对鼠疫而写的，书中表达了作者的真诚与同情心，当洛奇将这本书呈于伦敦出版商时，当时伦敦城每周鼠疫死亡人数已达到3000人之多。当然，像弗曼和洛奇这样的具有皇家行医许可证的医生留下来的还是少数，大多数医生还是远离了做医生的操守，成为鼠疫来临之前的望风而遁者。当时的诗人德克尔在他的诗作中大大鞭笞了医生的逃跑行为。在这些皇家医生逃跑之后，冒牌的庸医和江湖郎中就乘虚而入。他们耻笑皇家医生的无能、伪善和懦弱，称虽然皇家医学院的医生们学习了哲学、医学知识，懂得所谓的四体液学说，也有过严格的医疗实践训练，实际上这些都是好听不受用的。⑨ 为弥补从医人员的匮乏，1542年，亨利八世颁布了他在位期间的最后一个医疗条例，名为《江湖郎中条例》，它免除了无证行医者的死刑，称从上帝那里获得知识和技能的无证者，无论是男是女，只要诚实行医就不会受到惩罚。实际上，它是对1512年排斥江湖郎中的《江湖郎中条例》的一个修正。⑩ 1542年条例鼓励民间游医、药剂师等通医术者直接参与到鼠疫的治疗中。但是，这一条例的作用在当时也是有限的。鼠疫爆发时，这些江湖郎中往往只顾敛财，囤积居奇，高价兜售并不一定有效的药物。他们将香料、石粉以及珍珠粉搅拌在一起，称这有着神奇的功效，可以使人起死回生(11)，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效用。一旦疫情严重，他们同样不会为此甘冒生命的危险，同样会拒绝出诊或者干脆逃离。据记载，1665年伦敦爆发大鼠疫，当时伦敦有医生500人，其中江湖医生250人，最后的情况是他们大都逃跑了。(12) 医生的逃跑加重了患者就医的困难和本已存在的社会混乱，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不满。由于医生匮乏，一方面是江湖游医昧着良心大发鼠疫财，另一方面是大量患者无人看管，死者枕藉。据1665年伦敦大鼠疫时留守的医生威廉·博赫斯特记载，“在伦敦城每周死亡四五百人时，由两三个年轻医生来医治四五千病人，相比较而言，医生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当一周死亡人数超过两三千人时，这两三个人还有何用呢？由于没有医生，胃病患者甚至去找牙医。在鼠疫期间，有成千上万的人需要看病，但是有学问的医生却很少”(13)。除了医生，护理人员也很缺乏。那时雇佣一名女护士需要很高的费用，而她们面对被感染的威胁，也尽量保持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很难真正照顾病人。在这种情况下，有病投医很困难，特别是穷人，普通的七口之家一周只要6先令就可以维持生活，而医生造访一次就需要花费10先令。(14) 伦敦的律师、查理一世时期的保守派官员约翰·库克对于医生收取高昂的出诊费很愤慨，他说，医生出诊一次收取10先令太多了，医生就像疾病一样在吞噬病人。(15) 因此，除非迫不得已，穷人们是不敢找医生看病的。医生的这些做法引起了社会的普遍不满，正统医学的反对者抓住医生逃跑的把柄，对他们进行猛烈攻击，海尔蒙特医学化学学派就攻击正统医学是失败的。一些医生中的开明之士也对医生逃离的行为提出了批评，如前文提到的医生威廉·博赫斯特。另有一些医生则从纯粹的医学角度批评医生们的逃跑行为。医生托马斯·威利斯（1621～1675，皇家医学院医生，著名解剖学家）指出，鼠疫时医生因抛弃病人而无法得到第一手的疫病知识和诊疗经验，也就更加容易拘泥于成说而无所创新。(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