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18世纪英国发生了两场经济革命：北方的工业革命与南方的金融革命。①前者由新技术与工业组织形式的采用引起；后者则与新政府以及商业、金融机构的进步和完善有关。两场革命在时间上的先后承接使人不禁怀疑它们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因果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究竟有多大？这显然是18世纪英国经济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作为近代初期英国金融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政策的建立与稳定到底对英国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者们对此问题褒贬不一，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在围绕国债制度与英国经济发展的关系所引发的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国债制度的“挤出效应”。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威廉姆森认为政府贷款的竞争性需求“挤出了”对生产性企业的资金供应。他指出：“英国试图立即着手做两件事——工业化以及从事昂贵的战争，但它缺少同时做这两件事的资源。”②他认为公共财政与税收造成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经济增长缓慢，战争时期的财政与税收不仅没有放松对经济的限制，反而对其发展制造了障碍；社会对工业的投资受资本总额的限制，国债是与工业争夺资本的最主要对手，诱使人们放弃对工业的投资。他使用反事实假设，将战争因素从工业革命中排除，以推算政府借贷到底“挤出了”多少本应供应给生产性企业的资金。③他的结论是如果没有与法国等欧洲大国的八次冲突，1688-1815年间英国经济本来可以更为迅速地增长。④那么，国债制度是否如其所说，挤出了对生产性企业的资金供应，并因此延误了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呢？ “挤出效应”观所假设的前提是英国国内只有单一的储蓄来源，社会资源已经得到充分利用，但其假设未必可靠。我们首先分析一下18世纪英国工业部门对投资的需求程度。1935年，波斯坦提出“可投资资金的供应对于工业化来说是否充足”的问题，⑤指出英国当时并不存在资本短缺。此后，他的结论被其他学者证实，并形成一种共识，即由于英国对工业的固定资本投资需求很低，英国的资本供应完全能够满足工业化早期对资本的需求。杜通也认为18世纪的英国有能力为企业提供资金，因为当时英国不仅能够建造巨大的海军舰队与码头，而且能够建造繁华的乡村别墅以及温泉浴场疗养地。⑥至少从理论上说，一个能够提供这些投资的国家就能够满足工业化初期的资本需求。由于当时的生产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工业机械相对简单，对固定资本的需求程度不高，所以不存在普遍的资本短缺。 英国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供应的缺少，而在于资本的筹集渠道，即获得流动资本与信贷的供应渠道。根据当时英国合同法的规定，大多数企业是有限责任合股公司，公司的每个合伙人对公司都有完全的责任，股份只能在其他合伙人同意下才能转让。⑦工业家一般通过从自己的亲戚、或是宗教信仰相同的人中征寻新合伙人的方式获得额外资金，并在其他人退出并抽出其资本的时候调整公司结构。在流动资本与信贷供应方面，许多人曾经批评伦敦城与英格兰银行忽视了工业对资本的需求。这一点值得商榷。因为在17世纪与18世纪初制造业尚未充分发展时，工业对固定投资的要求很低，当时的国内储蓄足以满足对流动资金的需要。尽管随着技术的进步，工业对固定投资的需求越来越大，国内储蓄不再能满足流动资金与固定资产投资的需要，但由于流动资金的需求仍然比固定资金多1.5倍，因此对于企业运行来说更为关键的仍是获得流动资本。⑧对此，英格兰银行完全可以满足需求，因为除了为政府筹集长期借贷、经营国债以外，英格兰银行的主要功能就是满足工业对短期信贷的需要、改善汇款条件、通过发行银行券增加货币供应、通过银行贷款增加支付手段，而这些正是18世纪与19世纪初的英国工业所需要的。此外，流动资本与信贷的供应渠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资本市场的组织。对此，摩西·布钦斯基与本恩·波拉克提供了很好的论证。⑨他们在比较了伦敦利息率与米德尔塞克斯郡以及约克郡西区每年登记的财产转让记录后指出，18世纪中期伦敦金融市场与地方资本市场之间每周都发生了一定的联系。18世纪末这些联系进一步加强，虽然18世纪中期地方资本市场仍然是割裂的，但到拿破仑战争时期已经融为一体。据此他们认为，18世纪末“国债的巨额需求可能导致一个以前并不存在的一体化国内资本市场的形成。”⑩也就是说，工业得以利用这个日益一体化的市场从金融机构获得所需要的资本与信贷。还应该看到，由于资本市场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国债的大量发行不一定会导致利率上升，并因此挤出对工业的投资。国债主要吸引英格兰南部的投资者，并从特定社会集团吸取资金，而投资于工业的资本却是企业家从其家庭与朋友处，通过当地的信贷网络以及企业保留利润获得，不受政府借贷利率的影响。而且资金在不同用途之间的流动是有限的，不同社会集团会以不同方式对利率变动做出反应，而不是仅仅选择市场上最高的利润率进行投资。例如，靠利息或地租生活的土地贵族就可能会在购买国债与购买奢侈消费品之间，而不是根据利率高低在投资于工业还是国债之间做出选择。 “挤出效应”观强调储蓄在资本形成中的作用，认为储蓄是转为投资的唯一方式。这与学者们关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相一致(罗斯托的起飞理论就以国内储蓄率的上升为基础)，却忽视了投资的国外来源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作用。当时外国人购买了英国的大量国债，外资流入大大降低了国债制度“挤出”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其中以荷兰资本对英国国债的投资最为重要。18世纪，荷兰曾向当时欧洲许多国家提供借款，但它对英国的投资最多。据统计，1737年荷兰投资英国国债高达1000万镑，占英国国债总额的27.7％；1762年荷兰投资为3000万镑，占英国国债总数的25％；1774年为4600万英镑，约占25％。(11)为证明荷兰人对英国国债的投资是否排除了国债的“挤出效应”，布勒齐·埃利泽研究了18世纪英国国家的收支帐目，(12)认为英国当时处于往来帐目亏空状态，是一个资本净流入国，这种亏空是通过外资流入弥补的。(13)她还指出，从18世纪40年代到18世纪末，英国国内储蓄率增长了50％，投资率却增长了80％，这意味着储蓄的增长不足以满足工业投资，需要外资流入作为补充。埃利泽进而指出，在整个18世纪下半叶英国国内储蓄仅提供了工业2/3的投资，另外1/3则靠外资流入，其中主要是荷兰资本。(14)那么，这些资本流入是否对英国国内投资产生了影响？通过分析，埃利泽指出商业银行家提供的流动资金为这些外资流向工业提供了潜在渠道。她认为流动资本通常由商业银行家提供，而并非来自企业家自己的储蓄，英国商业银行家与国外金融家之间的联系使外资得以介入对流动资本的投资。此外，有证据表明荷兰的投资既被用于资助英国国债，也被用于资助私人产业。赖利认为，“来自(荷兰)共和国的非政府的外资资助了商业流动，有时被用于私人部门以扩大采矿工业与种植园农业的生产。”(15)1770年荷兰仅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投资约为100万镑；1791年英格兰银行股票的1/6为荷兰人持有；1773年英国政府从荷兰借入100万镑，以资助英国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从埃利泽的论证中不难看出荷兰资本流入对英国国内投资产生的影响。哈佛大学斯特凡·E·奥珀通过分析第四次英荷战争期间荷兰撤出投资对英国利息率造成的影响，反证了外资流入对英国政府的财政需求以及对整个英国经济的重要性，(16)使人们对“挤出去”的假设产生更进一步的怀疑。此外，对英国国债持否定态度的亚当·斯密也不得不承认：“最近战争所费之多，为英国历来战争所未有。但在此战争结束时，全国农业和以前同样繁荣，制造业和从前同样兴旺，商业和从前同样发达，可见支持各该产业部门的资本，一定是和从前一样的多。和平恢复以来，农业更有改进，国内各都市各村落的房租益形增加，这是人民财富和收入增加的实证；大部分旧税，特别是国产税和关税等主要部门的收入，都年有增加，这是消费增加的明显证明，亦是消费所赖以维持的生产增加的明显证明。英国今日似乎毫无困难地担起半世纪以前谁都不相信它支持得了的重负。”(17)由此可见，“挤出效应”的假设并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