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教授伊万·季米特利叶维奇·科瓦里钦科以其卓越的研究成果享誉国内外。科氏治学兴趣广泛，在史料学、史学史、史学研究方法和俄国农业史方面建树颇多，①其中科氏博大精深的创作遗产首推史学理论方面的建树。尤其在科氏生命的最后10年，当苏联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范式遭到诋毁之时，科氏却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方法论立场。作为唯物史观坚定的拥护者，他在自己已获得广泛认同的《历史研究方法》②一书中揭示了苏联历史理论方法的得失之后，对其发展进行了总结，并通过一系列深邃而独到的见解寻求新的历史范式。 一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苏联国内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评不绝于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境遇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这方面的著述颇多，无法一一罗列，为简单明了，借用当时几位俄罗斯史学家的观点。 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所长A.H.萨哈罗夫1994年撰写了题为《国内历史编纂学：西方的评价和我们的现实》③一文。萨哈罗夫的基本评价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的史学状况不容乐观，苏联史学长期脱离历史现实，史学严重地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苏联史学的发展反映了当前社会发展水平，摆脱革命—极权主义观念的社会使全人类价值观回归。在这些新条件下，我们的史学获得了真正的研究力量，意味着重新审视以往的研究方法，书写客观的历史。”④萨哈罗夫在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自序中指出，1991-1993年俄罗斯反共产主义革命达到顶峰，迎来了宏观历史叙事、重新评价以往数十年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积习的黄金时代。此时社会给予史学家自由评价这些革命变化的可能性。⑤ 按萨哈罗夫的划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罗斯史学家分为三派：一派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向，但与斯大林教条主义的简单化和歪曲原意分道扬镳。这部分史学家对戈尔巴乔夫坚持回归列宁主义的改革兴高采烈，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改革失败后，仍然忠实于共产主义学说。第二派是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严格界定的阶级斗争范畴，不认同自由派、首先是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对历史与历史人物的解释。第三派是反马克思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主张回归革命前的史观，或者向当代西方史观趋同。上述三个派别集中体现在研究方法和阐释苏联时期的历史上。⑥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历史系Ю.Н.阿法纳西耶夫教授全面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其观点具有代表性。阿法纳西耶夫认为，诸如形态、过程、阶级、政党、革命、规律、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这些词成为苏联时期史学的通用语。而从苏联史学家首批著作问世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历史编纂学最常用最普及的术语大概就是“斗争”一词，由此俄国革命史、革命运动史、阶级斗争史和政党斗争史、布尔什维克史成为苏联史学研究的主线，而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和列宁生平史置于首要位置。政权用一切手段逐渐使学术加入国家政治体制之中。史学著作阐述如何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各种问题。由于史学高度政治化，苏联史学家研究以往历史时严格按照党的文件和决议行事，结果史学失去了创新，史学著作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理论和方法论的贫乏导致史学研究不许谈相对性、可变性和或然性。⑦阿法纳西耶夫将苏联史学完全视为伪史学，得到了一些苏联史学家和西方同行的喝彩。⑧ 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资深研究员、长期担任《苏联历史》（1991年改称《祖国历史》）杂志主编的С.В.久久金认为，学术商业化，不负责任和粗制滥造，为向过去的罪恶悔过而热衷于诋毁自己的历史。研究革命运动史的史学家心态变了：一部分人明哲保身，保持沉默；另一部分人声称与自己的过去一刀两断，并迫不及待地要准备重写历史；还有一部分为数不多的学者继续按学院式方式著书立说，将立言立行高于眼前的利益。⑨追求把苏联时期所做的一切连根拔起，迫使俄国革命史方面的专家匆忙转向其他课题，用空论作品代替学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批评家的逻辑就很简单了：因为1905年革命为1917年革命铺平了道路，1917年革命导致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极权政治的胜利，那么20世纪初俄罗斯的所有革命理应受到指责和遗忘。久久金很自然就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君主制难道比共产主义更好吗？⑩俄罗斯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Г.А阿列克谢耶娃的观点值得一提。(11)她认为，目前很多俄罗斯史学家比西方人走得更远，全面否认十月革命后苏联史学发生的巨大变化，将马克思主义史学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不公正的，对俄罗斯史学的未来发展十分有害。 二 科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不断责难的情况之下，非但没有退缩，而且继续留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同那些过于简单地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人进行论战。同时号召人们克服马克思学说中的教条主义和绝对化，克服它同世界学术史的脱节。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他为何矢志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史观？我们只能从科氏的生平、学术生涯和社会活动，科氏逝世后俄罗斯同行对其为人为学的评价上寻找答案。 1947年9月，科氏步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1952年大学毕业时因学习成绩优秀被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1955年他顺利通过了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被留在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任教，从此时起到1995年他与世长辞前一直在这里执教。1957年晋升为副教授，1960-1962年任副系主任负责科研工作，1966年出色地通过了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同年晋升为教授。从1966-1995年近30年时间主持由М.Н.季霍米洛夫院士创立的俄国史史料学教研室。在科氏主持该教研室期间，该教研室既从事史料学的教学与科研，也从事历史编纂学的教学与科研，尤其是将计量方法和史学研究方法论引入教研室的历史研究中。在教研室基础上建立起运用计量方法实验室，邀请数学家和程序编制员来实验室工作。现在该实验室即以科氏的名字命名。在他的努力之下，教研室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团队攻关意识、创新意识和问题意识强，提出和解决了史学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饮誉当时的苏联史学界，自然确立了科氏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科氏是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术委员会、莫斯科大学学术委员会、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会、苏联教育部教学法委员会和科技委员会的成员，还是列宁（后改称国家）奖金委员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