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尔主教格雷戈里以一部《法兰克人史》留名西方史学史，20世纪80年代中国史学界将其翻译成中文，使国人得窥6世纪动荡高卢的现状，①其价值对中世纪早期研究不言而喻，然而截至目前学界对该书的研究与讨论寥寥无几。 格雷戈里(Gregory of Tours)，原名格罗吉乌斯·弗洛伦提乌斯(Cerogius Florentius)，后为纪念外祖父朗格勒主教格雷戈里而更名。538年（还存539年一说）生于阿文丁的高卢罗马人家庭。幼年丧父后随伯父一起生活，其间曾大病一场，奄奄一息之际却奇迹般地康复了，这件事对格雷戈里震动很大，将之归功于神的恩典，从而坚定了投身宗教事业的决心。554年，伯父去世，16岁的他被母亲留在克莱蒙教士阿维图斯(Avitus)处，在其指导下，学会读经，并成为克莱蒙的副主祭，这段经历为他后来写史立传奠定了坚实基础。573年都尔主教优弗罗尼乌斯(Euphronius)去世，主教位置空缺，当时控制奥斯特利亚地区的西吉伯特一世(Sigebert 1)一再邀请格雷戈里赴任，从而开始了其生命中最辉煌的篇章。 大约此时，格雷戈里着手酝酿撰写《法兰克人史》，直至593年去世，历时20余载。②作为一部历史著作，以现代的眼光审视，《法兰克人史》有太多不符合“规范”的地方，算不得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其较为原生性的撰史方法、另类的叙事方式，特别是通篇的“神迹”、“征兆”，使它的“编史理念”在史学界备受冷遇，前有塔西佗、西塞罗、李维，后有比德、艾因哈德等，与这些光彩照人的名字以及紧随其后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相比，都尔的格雷戈里似乎成了被遗忘的那个人。 然而细察《法兰克人史》，神光笼罩下的格雷戈里叙事伦理有其特别之处，尤其在“后现代”史学映照下，更显出别样的意义。 一、以基督教的时间和逻辑推进历史叙事 20世纪初各种资料集频出，格雷戈里的《法兰克人史》也趁机突破历史尘封，③出现在现代读者面前，然而关于该书的专门研究，特别是对其“史学思想”研究非常缺乏，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法兰克人史》的认识基本停留在两个方面：(1)史料价值无可估量；(2)泥沙俱下，迷信充斥，史学史的价值不高。 到底应当如何理解《法兰克人史》中大量的“迷信”叙述？第一个将之译介到英文世界的布雷浩特认为“《法兰克人史》不应当被看作一部世俗历史。其原始名称《法兰克教会史》这个名字表达得更贴切。它不是出于一个高卢罗马人或者法兰克人，而是出自一个教会信徒、一个主教之手。……字里行间，我们到处都能看到格雷戈里一心一意奉献教会，以及超越一切之上的圣马丁崇拜。”“他的迷信直接受到父母和整个社会环境影响”。④布雷浩特对此难以理解，于是提供了一个在我们今天看来有些荒诞的建议：“这些看上去矛盾的叙述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很难对宗教和道德现象不抱有偏见。如果我们把法兰克人和高卢罗马人看作远离我们，例如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居民，在他们的环境里实践信仰，这样理解法兰克人史也许就会容易些。这确实是一个原始社会对生活和宇宙的原始阐释，我们又不得不去理解。”⑤这样把法兰克人早期历史与欧洲传统文明割裂开来，使之成为异质文明的做法显然是受当时流行的人类学影响，但不能为大多数史家所接受。 另一位史家S·迪尔在论及格雷戈里这本书中关于宗教迷信的记载时指出：“假如他不这样做，那就会违背自己最深挚的信仰，也会为它的时代留下一幅残缺不全、使人误解的画面。”⑥瓦伦斯—哈迪尔(J.M.Wallace-Hadrill)则认为不能孤立地阅读《法兰克人史》，应当“结合其它作品全面理解法兰克人史”，⑦这一“结合情境”、“设身处地”的基本态度被后世史学研究者不断实践和深化，《法兰克人史》中向来被认为是有损作品质量的“迷信”描写部分，逐渐被重新发现，挖掘出新的社会学和思想史上的涵义，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弥合两个格雷戈里——一个勤奋而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者与一个不可信的、记史方法拙劣的宗教信徒之间的裂缝。⑧ 除此以外，《法兰克人史》的叙事风格也屡遭批判。该书原系拉丁文写成，在那个甚少有人会使用拉丁文的年代，即便作者本人在前言里面自谦“不甚精通”文法，我们也不能怀疑格雷戈里的语文功底。布雷浩特、普菲斯特和艾里希·奥尔巴赫都肯定《法兰克人史》的生动传神。但人们争论的恰恰是其生动传神中表现出的“逻辑混乱”，从而为格雷戈里贴上写作技巧拙劣的标签。 道尔顿英译本出版不久就有人评论说：“这本书对研究6世纪莫洛温社会不可或缺。然而以今天严格的历史标准来看，格雷戈里本人是一个蹩脚的历史学家，……他毫不节制地轻信；他认为所有的历史事件皆服从于某个超级存在的干涉；他的文笔往往很乏味；将琐事与重大历史事件并举。”⑨既指责了他的迷信描述，又批评了其叙事逻辑。直到20世纪80年代吉赛尔·德·尼厄(Giselle de Nie)等人提出从认知学的角度出发理解《法兰克人史》片段式、场景式的不连贯叙事方式，人们才基本停止了对《法兰克人史》叙事风格的粗暴指责，尼厄认为格雷戈里以《圣经》为样本进行思考和写作，所以应当从隐喻和象征的角度去阐释，这为我们理解格雷戈里和公元6世纪的高卢提供了深入途径。⑩刘建军先生也认为“这种逻辑混乱、叙事不清的毛病恰恰是中世纪黑暗时代混乱氛围的不自觉体现”。(11) 前人的研究为我们重新理解这位“蛮族的希罗多德”作出了铺垫。《法兰克人史》共十卷，上起上帝创世，下至公元591年，其中前两卷引用大量的编年史、年代记、传记、信札等记录了上帝创世以来基督教传播和法兰克人征服高卢的历史，直至511年克洛维去世，从第三卷开始格雷戈里记录自己生活的年代，从第五卷开始记录担任都尔主教以来所见所闻。本文拟仅从历史角度讨论阐释这十卷呈现出的叙事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