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美国政府在冷战期间使用多种手段服务于冷战政策目标的史实被逐步揭示出来。从军事上的遏制与威慑、外交上的孤立与围堵，到经济上的禁运与制裁，再到各种隐蔽行动和宣传活动均有专门研究。然而，从心理战层面来看，还有一个能够反映美国冷战政策实质的重要领域未予充分探讨，①即美国政府利用宗教作为冷战武器，试图从根本上孤立进而削弱持“无神论”立场的共产主义国家的冷战历史。冷战初期，美国冷战政策制定者精心策划了多个利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冷战项目，包括利用罗马天主教教廷的影响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对抗；借助中东伊斯兰教领袖引导民众反击共产主义；利用东南亚国家佛教徒人数众多的特点鼓动当地佛教徒反华反共等。这些项目手段繁多、形式迥异，但皆致力于在“道德和精神层面上”建立起反击共产主义的战线，“将政治问题各异的主权国家统一起来形成一个防御共产主义的体系”。②本文拟就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主要针对中国而对“东南亚佛教国家”设计并实施的心理战项目为研究个案，③初步探讨美国以宗教为冷战武器的理论基础、政策目标、方法手段及其成败得失。希望以此为引玉之砖，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究。 一 1947年以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对抗，业已成势。杜鲁门政府于纷乱复杂的国际变局当中，不断探索美国的冷战政策目标以及阻止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策略手段。迄今为止，冷战史学界在杜鲁门政府的冷战政策目标和策略研究上仍有分歧。然而，根据现有美国政府解密文件，至少有两点可以明确：一是杜鲁门政府认定，并为以后历届美国政府沿袭的冷战政策核心目标为：（一）“削弱共产主义的力量和影响”，“加强苏联以外国家④的亲美（西方）倾向”；（二）有感于美苏直接军事对抗的危险性，明确表示要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手段”来实现其政策目标，⑤即意欲“不战而屈人之兵”。 冷战初期美国所处形势并不乐观。美国一些驻外机构和情报部门反馈的信息表明，在欧洲，受“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各国“反美”乃至“仇美”情绪正在增强，“当地人甚至怀疑美国援助的真实目的”；⑥在中东，由于支持以色列建国，美国在阿拉伯世界声名狼藉，为“共产主义思想的渗入大开方便之门”；⑦在亚洲，共产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紧邻中国的东南亚国家共产党势力迅速增强。一份中央情报局评估报告由此担心，“中共政权的建立，将会强有力地促使缅甸倾向于共产主义……而如果缅甸陷于共产主义之手，那么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可直达印度和巴基斯坦；与此同时印度支那改变颜色。两者会共同影响泰国与马来亚的政权”。⑧这同艾奇逊为援助希腊、土耳其而提出的“烂苹果”理论如出一辙。概言之，这一时期杜鲁门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不仅有时而出现的局部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冲突，更有无时无处不在的共产主义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挑战。美国上自政府、下至民众切切实实感受到了来自敌对意识形态的冲击力。 作为应对冷战危机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杜鲁门很清楚美苏各自的优势所在和薄弱环节。在他看来，美苏之间的分歧很难用军事力量分出胜负，美国的政策必须是以非军事手段“寻机阻止共产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并鼓动苏联从内部崩溃”。⑨其中，利用包括宣传在内的各种手段来“赢得人心”就变得至关重要。⑩为此，杜鲁门从一开始就将冷战定义为“自由与专制”的斗争。(11)亦有美国政府官员认为，1948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颁布的第20/4号文件肯定了美苏之争为“民主与共产主义”二元对立的主张。(12)在杜鲁门的积极支持下，美国政府迅速将心理战和意识形态战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位置，并明确心理战的最终目标为：确保非共产主义国家及民众的亲美倾向，使其不仅有能力也有意愿阻止共产主义的侵略。(13) 怎样才能团结非共产主义国家？或者说，如何培养这些国家自觉反击共产主义的意愿？对于美国来说，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争取中间地带国家可能有效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扶植亲美政权，二是自下而上培植亲西方的民众基础。前者美国政府一直在身体力行，但显然并不成功——美国对许多国家专制政权的支持已经招致当地民众的极端反感。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在中国的经历已经证明走上层路线必然会招致失败。深感争取中间地带民心所向的重要性，从1949年末起，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和稍后成立的心理战略委员会不约而同开始了一项研究，即在西方与中间地带国家差异如此巨大的文化、政治、历史背景下，如何寻找到一种“共同利益和普世价值”，使其与美国建立起反共产主义联盟；又如何寻找到共产主义与“自由世界”之间的最大差异，从而在“自由国家”民众内心深处植入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可调和的思想，进而筑起一道不可摧毁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心理壁垒。(14) 在杜鲁门政府的政策讨论中，宗教因素很快被发掘出来加以运用。杜鲁门同决策层众多官员都认为，只有促成“世界上所有伟大宗教信仰之信奉者之间的积极合作，才能够构建共同的宗教与道德前沿，进而筑造维护和平的力量”。(15)最初美国对宗教武器的运用还只限于欧洲的反共产主义行动。因为很明显“同一宗教信仰的人们之间容易打破种族和地域的界限，相互了解并建立友谊”。(16)因此，冷战开始不久，杜鲁门政府就与罗马天主教教廷建立起频繁的联系，在意大利选举、支持“铁幕背后”的东正教，促进欧洲统一等问题上合作。(17)然而，冷战迅速突破了欧洲这一地理界限，如一份美国国务院备忘录所言，“威胁已经扩展到所有非共产主义宗教和哲学领域，扩展到所有思想和精神上的自由领地”。(18)相应的，美国利用宗教反击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战也随之向全球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