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腊史研究中，公元前8世纪被看成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希腊史专家、斯坦福大学古代史教授扬·莫里斯最近写道：“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世界历史上，很少有这样一个时期，其间社会在100年的时间里经历如此深刻的变革。”①这深刻的变革就是希腊城邦的兴起，被称之为“公元前8世纪革命”(The Eighth-Century Revolution)。近30年来，这个论断主导了希腊史的叙述和书写，成了正统的观点，由此而获得了近乎历史事实般的力量，不仅成为诸多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而且奠定了理解整个早期希腊历史的框架。这主要应归功于已退休的剑桥大学古典考古学教授安东尼·斯诺德格拉斯(Anthony Snodgrass)。应当立即指出的是，他并非是第一位提出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学者。早在1937年，德国古典学家维克多·埃伦伯格(Victor Ehrenberg)就撰文提出，希腊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早期。②1961年，美国古代史家切斯特·斯塔尔在其所著的《希腊文明的起源》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说法。他写道：“公元前750—前650年这个革命的时期，是整个希腊历史上最为根本的发展（阶段）。”③然而，A.M.斯诺德格拉斯的一系列论述使得学者们普遍接受这一说法，从而确立了公元前8世纪革命的范式。1977年，在剑桥大学所作的题为《考古学与希腊城邦的兴起》的就职讲座中，他根据考古学的资料，尤其是根据阿提卡墓葬数量的大量增加，提出公元前760年后希腊人口急剧增加，甚而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城市化进程加快的论断。考古发掘的许多城市居民点都可追溯到公元前9—前8世纪，证明了上述的论断，但大型公共建筑特别是保护神神庙的修建才是城邦兴起的标志，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但不能更早。由此斯诺德格拉斯得出结论，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④在随后出版的《古风时代的希腊》一书中，他更为系统地阐发了上述结论，将城邦的兴起称之为“结构性革命”(structural revolution)。⑤ 斯诺德格拉斯的阐述很快引起了热烈反响，学者们纷纷对其论断进行回应。1987年，斯氏的学生扬·莫里斯个人不能出版的《墓葬与古代社会：希腊城邦的兴起》一书问世，力图对老师的论述进行修正，指出：“诸如人口增长、‘城市化’、修建城堡和神庙建筑等”都是“城邦的间接(oblique)体现”，“在于它们并非城邦所独有的，因此最多只为确认城邦提供了必要的却不是充分的条件”。他进而提出，应该把墓葬看成是“社会结构通过仪式媒介进行自我表现的物质遗存”。在早期希腊，“在明确划定的墓地里正式安葬被视为垄断共同体完全成员资格的社会群体的首要象征”。⑥他以阿提卡墓葬资料为主要证据，提出在整个“黑暗时代”，墓葬数量之所以较少，是因为在墓地里正式埋葬的权利仅限于贵族群体，而其他社会成员死后的埋葬是非正式的和简单的，因而在考古学上是不可见的。到了公元前750年，墓葬的大量增加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城邦兴起，整个公民群体获得了在墓地正式埋葬死者的权利。这样的解释消解了斯诺德格拉斯人口急剧增加的说法，但强化了城邦兴起于公元前8世纪中期的论断。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德·波里尼亚克则从宗教崇拜的角度探究城邦的兴起。他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的宗教观念和习俗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此时唯一能够影响整个社会群体的因素是宗教崇拜。在形成特定的宗教崇拜中心、社会群体组织集体崇拜活动、建立其圣地的过程中，才形成了共同体意识。用他本人的话说，“是通过宗教生活，一种新的社会群体才得以逐渐形成，它建立在其成员共同依附同样的宗教领土的基础之上”。“对宗教仪式的参与确保了对身份的相互认可，并且确定了社会成员的资格，从而界定了早期的公民权形式”。⑦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领土边缘地区的圣地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不仅界定了城邦的领土，而且通过和城市中心圣地的互动，整合了公民共同体。由此，他从另一个侧面论证了公元前8世纪的革命。 一 然而，我们仍然不能把这一论断看做是确定的历史真实，而应当把它看成是库恩所说的范式。希腊城邦兴起之说十分符合托马斯·库恩所谓的知识结构的“范式”，即关于一个问题的认识不断集聚，逐渐形成公认的说法，从而获得了普遍性知识的地位，成为进一步认识的出发点，直到和它相矛盾的知识不断积聚，使它再次受到根本性挑战。⑧这虽然是一个小小的视角改变，但可能会引出十分不同的认识。虽然范式通常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但也总是可能受到置疑，并最终被推翻、被取代。实际上，“公元前8世纪革命”之说并不是毋庸置疑的，它包含了一个理解早期希腊历史的更大的框架。这一框架认为，在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希腊历史衰退到了一个较为原始的“黑暗时期”。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城邦兴起时，希腊文明的面貌和迈锡尼时代业已迥然不同。因此，在迈锡尼文明和城邦文明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切斯特·斯塔尔在提出希腊革命之说时，就已相当明确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希腊人以简单然而突然的方式，迅速建立起了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一致的、相互关联的体系，在他们此后独立的生活中，这个体系一直发挥着作用。在一个又一个领域，现代研究者都能把希腊方式发育好了的面貌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早期，但不能更早。在此之前仅仅是原始的、几乎才开始的基础。因此从公元前750年到前650年的这个世纪见证了贸易的大发展，希腊殖民运动的广泛开展，以及在贵族阶级统治下城邦的巩固。”⑨ 斯诺德格拉斯则更进一步指出：“到公元前9世纪，此前迈锡尼文明的所有重要痕迹业已从希腊世界消逝……它那复杂的、高度分层的社会，连同那些从城堡和王宫里进行统治的国王，精心安排的土地所有制，对生产与税收细致入微的监控，手工业的专门化，军队和道路网络，都已一去不复返了。并非希腊人忘却了迈锡尼时代的那段历史……但事实是，他们现在的行为同祖先的相似之处如此之小，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能从祖先那里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⑩ 实际上，对于断裂的强调是一个深厚的传统。早在1957年，芬利就已提出，在迈锡尼文明和荷马社会之间存在根本性差异，它们“不仅为数个世纪所分开，也为非常深层的传统断裂所分开”。他进一步阐述：“在迈锡尼文明衰亡之后所发生的不仅仅是现存社会结构内部的衰落，而是同时在特征上的衰落的改变。然后，在新的希腊社会从新的开端兴起时，它朝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公元前1200年前存在过的那样一个世界再未在希腊本土重现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中断是完全的和永久性的。”(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