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中叶，以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史学专家提出了“新史学”的概念，他们陆续推出了《制作历史》、《新史学》等大型百科全书式的史论著作。在新史学的推动下，“记忆”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记忆史研究逐渐形成一股强劲的学术思潮。到20世纪90年代甚至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法国表征史的逐渐升温，记忆史研究继续保持着不减的势头，“历史记忆”问题常常成为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法国记忆史在选题和研究方法上均给人以许多启发，为此笔者不揣简陋，对法国记忆史研究作一学术史的考察，以引起中国史学界的关注。 一、“记忆”的觉醒与记忆史的建构 “记忆”最早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它在法国之所以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既有历史原因，也是出于学科发展的需要。 法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关注记忆问题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残酷的战争给人们造成极大的心灵创伤，痛苦的经历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法国知识分子由此开始关注记忆问题。首先是文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此有所涉猎，如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和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曾师从柏格森、后又受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影响的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于192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①该书引入“集体记忆”概念，随即引起敏锐的历史学家的关注，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为此书撰写评论。②哈尔布瓦克在1950年又出版《集体记忆》一书，对“集体记忆”概念作了进一步的阐发。③ 然而，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叶，“记忆”尚未引起历史学家的足够重视，历史著作的标题中也很少出现“记忆”一词。雅克·勒高夫和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于1974年主编的《制作历史》④一书聚焦历史学的“新问题”、“新方法”和“新对象”，却没有任何篇章专门涉及“记忆”问题。 从70年代晚期开始，“记忆”逐渐成为历史研究的新宠。皮埃尔·诺拉在勒高夫主编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新史学》中，专门撰写了“集体记忆”词条，他认为，利用集体记忆概念研究历史“会使历史学的进步更富有生命力”，⑤并且表示“集体记忆的分析能够而且应该成为致力于与时代同行的历史学的先锋”。⑥在随后20多年的时间里，“记忆”一词频繁出现在历史著作和大众媒体上。作为法国记忆史学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在1998年写道，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主题，而且其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的影响力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势”。⑦ 记忆在历史研究和公共领域引起关注是与法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对此，许多法国记忆史专家均有分析。皮埃尔·诺拉认为，70年代中叶有三大时代因素激发了法国人自身记忆的觉醒，由此促进了“记忆”论题的研究，这三大因素分别是“经济快速增长的终结，戴高乐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观念的消退，国外压力的强烈感受”。⑧其实这三大因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社会经济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和国际关系因素。 二次大战以后法国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的30年，但从1973年起，由国际原油价格上涨触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也影响到法国，大约在1975年，法国已经感受到一系列经济事件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法国人开始感觉他们已经渐渐远离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对应，在二战后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法国传统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基督教和乡村的法国已经变成世俗化和工业化的国家。法国历史学家芒德拉斯(Henri Mendras)甚至用《农民的终结》作为其著作的名称。⑨克尔泽斯多夫·波米扬(Krzysztof Pomian)在他动态考察记忆与历史关系的一篇论文中还提到，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年人，甚至最年轻者也进入退休年龄，“这经常让他们有暇去收集他们的回忆”。⑩同时，法国以革命为轴心的意识形态也由于70年代戴高乐主义与共产主义对立的逐渐淡化而失去往日的魅力，1970年戴高乐去世，法国失去了一位标志性人物，而且法国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受到索尔仁尼琴效应和斯大林主义的牵连，其革命的思维定式受到置疑，弗朗索瓦·孚雷在《反思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明确提出“大革命结束了”。(11)在国际关系方面，法国追求世界大国和强国的幻想也逐渐破灭。以重建法兰西的光荣伟大为己任的戴高乐主义逐渐褪色，吉斯卡尔·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总统领导下的法国国际地位下降。皮埃尔·诺拉作为亲历者回忆说：“这样广泛的震荡，我们难以摆脱，我们不得不适应这样的痛苦，这种状况推动了此后20多年里学界对记忆的研究。”(12) 除了上述历史背景之外，法国传统历史学面临的挑战也使“记忆”的概念与“历史”相分离，记忆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历史学在法国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在一部专门论述法国历史学发展的著作中，作者断言：“要成为法国人，首先就得认识法国历史”。(13)“对于法国人来说，求助于历史……那是一种激情”。(14)根据1983年8月《快报》杂志的调查，15％的法国人自称对历史着迷，52％的法国人宣称对历史感兴趣，他们占据了被调查者的2/3。(15)在法国，历史学长期以来与政治密切相关，并且在国家建设和民族意识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中世纪的编年史到国王授意编写的历史无不体现法国希望以此掌握民族记忆的决心，近代的梯叶里(Augustin Therry)和基佐(Francois Guizot)等人通过追溯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近代国家正名，米什莱(Jules Michelet)则希望通过“唤醒过去”和沉睡的世界使民族历史更为完善，以恢复“人民”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以后，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天空下，历史学高举“科学”和“实证”的旗帜，成为统一民族思想的重要工具，历史学的发展也达到了真正的顶峰。历史学实现了专业化，成为历史学家的专属领地，业余作家几乎不再有发言权。历史学的主线是法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以及重要时刻和事件。历史学家厄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及其著作成为这个时代的象征。正如皮埃尔·诺拉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19世纪晚期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侵略性的、世俗的和共和的综合体的表现，它与第三共和国的缔造者的意识形态综合体相吻合。只要看一下拉维斯的小册子就可以了，这本小册子独霸天下几乎一直延续到1914年，其中看到的是最大范围的国家层面的记忆，好的和坏的国王、正直的科尔贝、邪恶的罗伯斯比尔、凶恶的德国人，简言之，这是一种强烈索要的记忆，甚至可以称得上是一种侵略性的索要，甚至不惜弄虚作假，歪曲现实，比如对整个殖民历史的掩饰，比如最新版的拉维斯教科书在论述德国占领时期的法国历史时，用很大篇幅来讲述戴高乐及其领导的抵抗运动，却对维希政权只字不提，对与德国的合作只字不提，甚至对贝当只字不提！”(16)从20世纪30年代起，法国年鉴学派对实证主义史学发出挑战，打破了历史学自我封闭的藩篱，吸收了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开辟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研究道路。年鉴学派很快从边缘走向主流，在史学界取得了领导地位，成为新的研究范式。历史学的专业化、历史学对科学性的强调、历史学家为国家服务和人类整体服务的诉求依然如故。
